丹朱封于长子考兼论尧的生地、发祥地和兴旺地
李蹊
【摘要】丹朱封于何处，古代载记纷纭歧出。古代历代史学家一般认为，帝尧出于对天下百姓和对丹朱的双重关心，才不传帝位于丹朱。那么，出于同样的心理，帝尧肯定把他的长子丹朱封在比较安全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帝尧的出生地，也就是以长子丹朱岭为中心的丹，也称丹源或丹渊，他修建了长子城。这就是今天山西省长子县县名的由来。在长子，丹朱修建了长子城和熨斗台。熨斗台就是今天耸立在长子城北，长子人称为北高庙那座高台。帝尧的发祥地在长子的陶乡，他的兴旺地在翼城的唐成村。帝尧统一众多部落以后，建都平阳，号曰陶唐氏。帝尧去世后，葬于长子的潜山。帝尧死后，舜和禹不断地改变丹朱的封地，丹朱和尧的其他儿子及其后代流散于全国各地。丹朱与其兄弟及其后代为了祭祀帝尧和丹朱，修建祭祀帝尧和丹朱的庙宇，后世也就在各地产生了许多关于帝尧和丹朱的种种传说。申论研究这段上古史的意义，在于重新认识由炎帝神农氏所开创的、由帝尧继承和发扬光大的农业文明，深入认识生活在大陆中心地带的黄河流域这个人类族群的思维方式，从一开始就以稳定的秩序和对自然的直接感受，来确定主体与周边环境的关系。认识这个民族包容、善良、坚韧以及既与时俱进，又保守的民族性格之形成的最初也是最后的根源。
【关键词】丹朱帝尧陶乡丹陵丹水农业文明民族性格
作者：李蹊（1942--），辽宁本溪人，1966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为太原师范学院中文系古代文学教授，兼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先秦、两汉文学。
帝尧的大儿子丹朱始封于山西长子，这是一个传说，也是一段真实的历史。
现代史学对民间传说与历史的区分是严格的。但是中国古代史学家却特别看重民间传说，从《左传》、《史记》开始，古代史学家已经采用了民间传说，并作为信史的材料写入正史。从后来的田野考古发掘的实证看，许多民间传说恰是真实历史的口头记录，是民族史的活化石。这就说明司马迁等史学家在采用民间传说的时候，并不是随意的。当然，从科学的的角度看，民间传说中有一些细节，是出于想象和夸张，甚至加入了许多主观情感的成分，但仍然不能抹杀人物和事件历史本质的真实。对于史前的人物传说，地下发掘也还无法证实其真实性。所以，从人类文化学的角度看，采集和发掘民间传说的历史真实性，与地下考古发掘具有同等重要的性质。而且地下发掘的东西是凝固的，民间传说却具有更丰富的文化内涵，因而比地下考古发掘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
换一种角度看，许多官方正式任命的史官为前朝所修的正史，时间相去极近，且有大量的前朝记录做根据，其中也有被后来史学家发现是错误的史实。以至于“纠谬”、“商榷”和“札记”之类的史学著作层出不穷。说明即使正式的史学著作，见于文字记载的史书，也未必就那么真实可靠。
在没有文字以前，整个民族的历史也只能靠传说保存下来，那种种传说不能说它不真实，只能说它比文字记载有更多的后代阐释的积累。因此，对于现在仍然广泛地活在民间的关于民族远古的记忆，我们的任务是以科学的态度，仔细分析其中的各种因素，区分其中何者是事实，何者是流传中后人的阐释。就是说，不能认为所有的传说都具有历史的真实性，也不能轻易否定一种传说的真实性。
关于丹朱封于山西长子县的传说，比封于其他地区的传说更多更集中一些。从文献记载上看，大约起于唐代一部已经失传的地理著作《十道图》〔1〕，说长子城最初是尧的儿子丹朱建筑的。长子人传说，就因为尧王的大儿子即长子丹朱封在这里，所以这里自古以来就称为长子。虽然颜师古注《汉书·地理志》时特别强调“长子”之“长”读“长短”之“长”：“长读曰长短之长，今俗为长幼之长，非也。”说明远在颜师古之前，世俗一直跟着长子人读“长幼”之“长”。但是比颜师古资格更老、更权威的陆德明就两读之，指出也读“丁丈反”，即读“长幼”之“长”〔2〕。如果参考《今本竹書紀年》卷下：“（显王）十年……郑取屯留、尚子。”〔3〕更能证明应该读“长幼”之“长”。其中的“尚子”，清代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卷五）云：“尚子，即長子。”古人在赞叹一件事或一种见解的最高地位时常说“至矣”、“尚矣”，尚子，即最大的儿子。如读“长短”之“长”，绝不会误为“尚子”。这是春秋以前即读“长幼”之“长”的铁证。颜氏毫无根据地说应读“长短”之“长”，实为武断。更为重要的是，自古以来的土生土长的长子人都读“长幼”之“长”。专有名词尤其是人名和地名只能听从本人、本地人自己的读音（陈寅恪之恪，一般读音“客”，而陈先生本人说读音“确”），读音不同，当然就规定着专名的内涵；还有一点值得注意，中国人的文化心理是崇祖的，一般情况下是以自己故乡有一位对民族作出贡献的古人为荣的，而丹朱在古代典籍和传说中是个典型的坏人，为什么长子人历来要把一个坏人当作自己祖辈生活居住之地的创始人呢？如果没有确定的历史真实的理由，这简直是匪夷所思。
且长子作为地名远在殷商之前，西汉刘向在《别录》中记录了一条先秦的史料：“辛甲，故殷之臣，事纣，概七十五谏而不听，去，至周。召公与语，贤之。告文王，文王亲自迎之，以为公卿，封长子。”文见《史记·周本纪》集解引，今其文收严可均辑《全汉文》卷三十八〔4〕。刘向为西汉一代闻见最博、最严肃的文献学者，他所见的先秦古籍无人可比。足见长子之地名由来已久，盖长子为远在殷商以前已有之古地。丹朱在长子县的遗迹，除唐代尚有遗存的长子城外，至今还有县城北的熨斗台，今称北高庙〔5〕。
下面我们就来仔细考察一番这说法的真实性。
古籍所载丹朱封地诸说辨析
丹朱为尧之子，首见于《尚书·尧典》和《益稷》两篇，所涉及的材料甚少，只说到他聪明善辩，力大无比，但品质不好〔6〕。关于丹朱所封之地，也只见于古籍所载历代传说，说法有八：
一为丹朱封唐说（下面详论）。
二为封于长子说。《高平志》引《方舆胜览》云：“丹朱岭在县北四十里，长子县界，以尧长子丹朱得名。”〔7〕
三为封丹渊说。按《汉书·律历志》引《唐帝系》曰：“帝喾四妃，陈丰生帝尧，封于唐……天下号曰陶唐氏。让天下于虞，使子朱处于丹渊为诸侯。”〔8〕这个说法又见于《太平御览》所引《逸周书》，但阎若璩在《尚书古文疏证》中认为是“齐梁间好事者为之也，而又假托晋儒者徐邈注以自重。”（四库全书本，本文所引古籍如为四库本，下文不再一一注出）他认为，所谓《逸周书》的这条材料是依《汉书·律历志》伪造的〔9〕。而明·陈士元《名疑》卷一则云：“尧子朱封丹，是為丹朱。《说文》作丹絑，即嗣子朱也。”不说“丹渊”，只说“丹”。这个“丹”乃是指丹水流域的较为广阔的地区（下文详论）〔10〕。
四为丹朱被流放于丹水说。《山海经·海内南经》注引古本《竹书纪年》云：“后稷放帝朱于丹水。”《史记·高祖本纪》正义云：“后稷放帝子丹朱于丹水。”〔11〕至于这丹水在什么地方，古人说法歧出。下文我们将要专门进行考证。其中有朱虚（墟）丹水说，出于元·于钦《齐乘》卷一：“《竹书》云：‘尧放丹朱于丹水。'朱虚县有丹山，一名丸山，黄帝所禪，又名尧山。下带长阪曰破车峴，东西二丹水出焉……俗名几山，盖丸字讹也。”（蹊按：文中丸字当作凡字，盖手民之讹）这里还要特别强调一下，俗名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当地百姓世代相传之名已为“几（凡）山”，又以为曰“丸山”之讹，如果不能论证“几（凡）山”或“丸山”是“尧山”之讹，那就不必论矣。况且这里只有丹水和朱墟，而没有关于丹朱与帝尧相应的其他传说，何以证明这丹水就是丹朱的流放地呢？单一的传说，最多只能说明丹朱或丹朱的后人在其地住过，留下了他或他们的足迹，后人附会增益，遂加封地之讹。
五为封于白水说。《路史》卷二十《后纪》注云：“《相图经》引《孟子》注：'舜封丹朱于白水。'白水乃今清河，盖夏封之，在（相州安阳永和）鎮西南三里，有丹朱陵。南八里有帝子夜游台，周二百歩。《相台志》云：'丹朱嫚游之地。'”按今传诸本《孟子》注无此文。这个说法是在肯定丹朱被尧命令“出就丹”之后，因为丹朱本名单字“朱”，被封到“丹”以后，才称为“丹朱”的。到尧去世后，舜别封丹朱于白水，显然，这个安阳永和镇之丹朱陵即使是丹朱的陵墓，这个帝子夜游台即使确为丹朱所筑，但永和镇也就绝非丹朱的始封之地。如果说《相图经》所引《孟子》注文不是“舜”封丹朱而是“尧”封丹朱，那么这个“白水”也并非河南相州永和镇之清水，而是山西泽州（今晋成市）所属高平县的丹水之别称（下文再专门讨论）。
六为封于房邑说。宋·章定《名賢氏族言行類稿》卷二十三引《元和姓纂》：“帝尧子丹朱封為房邑侯，子陵以父封为氏。”是谁封丹朱为房邑侯？章氏没说。然而，既已成为“丹朱”，也就是“朱”被封于“丹”之后的事情了。以下诸书说得明白。《路史》卷二十说：“（尧）使（朱）出就丹，帝崩，虞氏国之于房，为房侯，以奉其祀。服其服，礼乐如之，谓之虞宾，天子弗臣，夏后封之唐。”注曰：“舜封丹朱為房邑侯，今荆河之畀（界）。”明·陈士元《论语类考》卷七引《外紀》云：“尧娶富宜氏，生朱，朱傲，使出就丹。堯崩，舜封朱於房，為房侯，谓之虞宾。夏后封之唐。”〔12〕清·徐文靖《竹书统笺》卷二，于“帝子丹朱避舜于房陵，舜让不克”下笺曰：“按《地理志》：房陵县，属汉中郡。颜师古曰：‘今谓之房州，此丹朱所避也。'附注云：‘房陵是。据《世本》舜封丹朱于房'。《一统志》：‘房县在陨阳府城西南三百一十里，舜封尧子丹朱于房，即此。”综合这些说法，看出丹朱并非一封而终其身，从尧到禹三代之间至少迁移四次：初从尧都出来在丹（或丹岭、丹水、丹渊），尧死后，舜又封之于房，又封于白水，到夏禹时，又封于唐。那么，丹朱有那么长的寿命吗？我以为，这里正好能够证明一个大问题，即丹朱始封于丹，而后，他的嫡系子孙在不同朝代，就有了不同的改封之地，改封到什么地方，就以丹朱的名义在那里立国。这中间可能还有其他临时性的转移，加上还有丹朱的后代分散于全国各地，是以留下了多处关于丹朱的记载和传说——丹朱所到之地，丹朱的后代都要立尧庙和丹朱庙以祀之；而尧的其他儿子所封之地〔13〕，也同样要修建尧庙〔14〕；再加上尧本身要巡视四方，所到之处自然也留下太多的遗迹和传说。
七为封于浮山说。《山西通志》卷十九：“山西浮山县為丹朱食邑。”又五十七：“浮山县，故郭城西南十里故县村，三面险绝，惟东面平坦。旧志‘神山县故郭城'是也。《北魏志》：‘擒昌县有郭城。'當即此，一名丹朱邑。”
八为封于翼城说。见《山西通志》卷五十七：“翼城县唐城，南十五里唐城村，丹朱所封都也。”
这七、八两种说法都有可能，因为这两地与尧的发祥地靠近，但文中同样都称“朱”为“丹朱”，那么，这些地方即使是丹朱被封过的地方，也就仍然是在尧初封朱之后了。因为这两地不涉及丹渊或丹水——关于丹朱封地有一个古代学者较为普遍认可的说法是，丹朱初封于丹渊或丹水。
综观各种说法，我以为筛选古代学者最普遍、最合理的说法，是把陶、唐、丹（丹陵或丹岭）、丹渊（或丹水）这三个地方合理地联系在一起的那种说法才是较为可靠的。道理就在于陶与唐是尧的发祥和兴旺之地。而《尚书·尧典》所言“胤子朱”，不说“丹朱”，较多的后世学者也都强调“朱”为尧长子之名，而丹是他的封地，所以禹才称他为“丹朱”（《尚书·益稷篇》）。据《尚书》记载，丹朱聪明、力大、善辩、喜欢游玩和女色。倘若丹朱冥顽不灵，也就罢了，关键是他的聪明和才能，有这两个特点的人若做坏事，那就是大恶人。尧命丹朱“就丹”，这个丹乃是丹陵（丹岭）、丹水（或丹渊）的总称或简称，是尧的出生地（详下文），而陶则是尧创业起家之地，就包含在丹的范围之内。尧之所以把丹朱封在丹，原因有三：其一，尧既然是父系氏时代的首领，他退位后应该想到他的祖庙应该有人来祭祀；其二让丹朱体验一下他自己从陶起家时“艰难创业”的滋味，希望他能从此改恶向善；其三他要为继承人帝舜的稳定统治考虑，也就是为全部落联盟的稳定和发展着想，不能让丹朱对舜的权威造成威胁和破坏。把他封在以陶为中心的丹，即帝尧最初的创业之地，也是最为安全和最稳妥的地方，那里有帝尧最稳固的拥护者，对丹朱可能有最大帮助，产生最好的影响。古代学者都认为，尧的这种做法，不但是爱天下百姓的表现，同时也是尧对儿子丹朱爱护的表现——丹朱如果以自己的影响力或能力反对舜，结果只能是因走极端破坏整个部落联盟，丹朱自己也会因此招来杀身之祸。这个推断，在原始的民主时代，应是合乎情理的〔15〕。总之，丹是帝尧之子朱的始封之地，因封丹而曰丹朱。其他说法要么是丹朱后来的转移之地或丹朱后代的居住地，要么是后人的讹传。对于较为普遍的封唐说，也应作如是观。
关于丹朱封唐说之误
下面我们重点来辨析一下封唐说中种种不同说法的谬误，也确定一下在那么多以唐命名的地方，何处是最初的唐地。
封唐说首见于《史记·五帝本紀》。司马迁说，舜晚年推荐禹，他去世后，“禹亦乃让舜子，如舜让尧子。诸侯归之，然后禹践天子位。尧子丹朱、舜子商均皆有疆土，以奉先祀。”司马迁没说尧和舜封丹朱事，只说丹朱和商均的疆土是禹封的，目的是为了让他们奉祀先祖宗庙。这里有两个问题必须明确：一，《五帝本纪》中，司马迁没说丹朱封于何地，那么，禹将丹朱封到什么地方呢？裴骃《集解》引谯周曰：“以唐封尧之子。”这个唐又在何处？张守节《正義》引《括地志》云：“定州唐县，尧后所封。”裴骃和张守节所言都比较谨慎，并没有指定说是丹朱，而是泛说“尧之子”和“尧后”。史传尧有九个或十个儿子，“封唐”的儿子可能是丹朱，也可能是尧的其他儿子〔16〕。不能说《集解》和《正义》是直接注释《五帝本纪》原文的，就认定注释中的“尧之子”和“尧后”就指丹朱。但后世学者据此就肯定说丹朱封于唐，显然并没有考虑到这一层意思，至少是个模糊的说法。二，更为重要的是，司马迁说的是禹封丹朱以疆土，不是舜，更不是尧。那么，裴、张两人所说的这个唐，即使是丹朱曾经的封地，显然也并不是尧使其子“出就于丹”的始封之地。有必要再强调一遍：司马迁也说“丹朱”，并没有按《尚书》的正规说法称为“朱”，也能说明司马迁认为，禹所封乃是把朱从丹地转移到其他地方的再封。
然而这个模糊的说法却一直在古代学术界传以为真：古代学者持丹朱封唐说者甚众，除裴骃和张守节这个模糊的说法以外，明确持丹朱封唐说的还有唐·杜佑（《通典》卷一百七十九）、宋·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卷四）、宋·罗泌（《路史·后纪》）、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卷十五）、元·郝经（《畿辅通志》卷一百七及所引《唐帝庙碑》）、元·梁益（《诗传旁通》卷四）、清·纳喇性徳（《陈氏礼记集说补正》卷二十七）、清·朱鹤龄（《尚书埤传》卷二）、清·孫之騄（所辑《尚书大传》卷一）、清·秦蕙田（《五礼通考》卷二百一）、清·蒋廷锡（《尚书地理今释》）等等。但对于唐在什么地方，并不是张守节所引《括地志》一种说法，后代学者的意见纷纭。有必要对此作一番辨析。
首先看一下张守节所引《括地志》的意见，即唐为河北定州的唐县。宋·王应麟在《通鉴地理通释》中伸其说：“《世紀》：‘帝尧始封於唐'，今中山唐县是也。尧山在焉，唐水在西北，入唐河。后又徙晋阳，今太原县也，于周在并州之域。及为天子，都平阳。于《诗·风》为唐国。”这就把唐县看作是尧的始封之地，后来才迁移到晋阳的，等到做了天子，才建都于平阳。
邓名世于《古今姓氏书辩证》卷十五进一步肯定了这一说法，他认为：“唐出自祁姓。帝尧初封唐侯，其地中山唐县是也。舜封尧子丹朱为唐侯，至夏时，丹朱裔孙刘累迁于鲁县，犹守故封。商更号豕韦氏，周复改为唐。成王灭唐，以其地封弟叔虞为晋侯，更封刘累裔孙在鲁者为唐侯，以奉尧祀，唐州方城是也。初，成王灭唐时，子孙散在诸侯，以国为氏。春秋時郑有唐茍，楚有唐狡，其后魏大夫唐睢，年九十余有名于战国。”邓氏的这个说法虽一代不缺地说下来，但前后模糊，甚至矛盾。既言“帝尧初封于唐，其地中山唐县”，又言“舜封尧子丹朱为唐侯”，下言到夏代丹朱的裔孙刘累迁移到鲁县，所谓“犹守故封”，就是说刘累虽然迁移到了鲁县，还守在河北唐县的那个“故封”之地。这个叙述极其含糊。是刘累已迁移到鲁，但刘累本人并没有去鲁县呢，还是刘累已经去了鲁县，而河北唐县还属于这个刘累呢？下面接着说，到商代“更号豕韦氏”，只是改了姓氏，领地似乎没变；到周代又恢复了唐的称号，领地仍然没有变。紧接着说“成王灭唐，以其地封弟叔虞为晋侯”，从文章上下的衔接看，仍是成王把他的弟弟叔虞封在河北的唐县了。这是何等的谬误！古代任何一位学者提到成王封弟的时候，都毫无疑问地肯定叔虞被封的唐，乃是今山西的太原晋阳。但他的叙述中说到丹朱裔孙迁移到鲁（宋·王应麟《詩地理攷》卷六引《水经注》、清·胡渭《禹贡锥指》卷五注，均认同此说），又言及“成王灭唐时，子孙散在诸侯，以国为氏”，也给我们提供了一条重要的信息，即从中可以领悟到为什么中国以唐为名的地方很多。邓名世之论中还有一点，他认为封丹朱的是舜，而不是禹。也进一步地确认了这样一条认识：即河北中山之唐，绝非丹朱的初封之地。
中山唐县在今河北定州，清属“京畿”地区，故清·李卫主编的《畿辅通志》详载定州故唐县地名及周围山川古迹，该书卷一百零七特收《唐帝庙碑》，详述尧之生于尧山、尧母所葬之庆都陵及望都山等古迹，且明言：“今永平之西，水出伊祁口，越蒲阴，為祁水，而州曰祁。永平之南有故城曰尧，有庙有碑，言尧生于此。其东有县曰庆都，而西有县曰唐。有碑，言尧初封唐县，其故国也。有水出于常山之西北，曰唐，东合於祁。以是徴之，盖尧生于此，始受封焉。其母殂落，葬之於此。及其为帝，则都平阳。”这也似乎言之凿凿——许多人不断地重复某种观念，会让后来者信以为真。但王应麟、邓名世、郝经（李卫）和胡渭都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尧号称“陶唐氏”，最古老，也是最可信的说法是尧生于丹陵（丹林、丹岭）以及与丹相联系的丹水或丹渊〔17〕，但定州一带不但找不到陶这个重要的地名，也找不到任何以丹命名或与丹相关的地名，这一说法显然不能成立。且尧怎么一下子就从河北北部的定州一带迁移到了山西南部的晋阳呢？然后又从晋阳南下，到了平阳？
出于同样的理由，我们认为罗泌《路史·后纪》的三条材料也不可信：他引《元和志》:“丹朱墓，唐山县东一里。”又引《寰宇记》：“在永定东二里有唐县，有鸿郎城。”又引《九州記》云：“（鸿郎城）尧时丹朱所居。”这三条材料其实只是因为一个原因，即由地名唐县引发而来，并由此生发出关于尧、尧母、庆都山等等虚拟的故事，殊不知单一的故事、单一的地名恰好说明并不是尧和丹朱最初活动的地方。
但以上诸说首先让我们进一步增强了前文说到的那个推想：尧处丹朱之地，一定是尧本身兴起的地方——这些古代学者毫无例外地都把尧的出生地和长子丹朱的封地联系在一起（下文还要论及）。
第二种意见则认为唐在山西太原。唐·杜佑《通典》卷一百七十九：“今之并州（原注：‘为太原府。'），古唐国也。昔帝尧為唐侯所封之國，及夏禹所都之地（注文：‘按今博陵郡界有尧城，为尧始封之国，当是徙于此也。'）”这里又出现博陵，博陵郡属河北深州，地近定州。但《汉书·地理志》之西河郡所属三十六县中亦有博陵县）清·朱鹤龄在《尚书埤传》卷七注“惟彼陶唐”云：“趙汸曰：《左传》注‘陶唐，尧所治。’今太原晋阳县也。按《史記》‘帝尧为陶唐氏'，韦昭云：‘陶唐，皆国名，犹汤称殷商也。'遍检书史，未有帝尧居陶，而以陶冠唐。盖地以二字为名，所称或单或复也。张晏曰‘尧为唐侯，國于中山唐县，'然则唐是中山县名，非晋阳也。尧自唐侯升為天子，号为陶唐，其治在晋阳耳。舜封丹朱為王者之后，犹称为唐。终虞之世，以陶唐为号。故范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也。愚按，尧为天子，都平阳，今晋州临汾县也。蔡忱：‘尧都陶，故曰陶唐。'盖本《路史》云：‘尧受封于陶，改國于唐。陶，今定陶也。'然未必可据。”他反对赵汸的意见。坚持较为普遍的看法，但对《路史》关于陶就是山东定陶之说，则以为“未必可据”。这里当然又出现一个问题，既然定陶“未必可据”，那么，陶在什么地方？我们下文再说。应该指出，杜佑的意见似乎太随意，一个最经不起质问的问题是：凡有地名曰“尧城”者即可看作是“尧始封之国”吗？倘然，那么多的尧城当作何解释呢〔18〕？朱鹤龄所论虽未有定论，但他首先否定了唐是晋阳之唐，肯定了中山县的唐。所引史料中却屡屡称道“陶唐”，这又一次提醒我们，“陶”之于“唐”在尧的生命历程中是多么重要。离开了“陶”，“唐”似乎于尧的意义就只剩下他强盛时期的标志了。
第三种意见是《山西通志》卷五十七的“封唐说”，《通志》的作者所谓“唐”与诸家所言迥异：“（翼城縣）唐城，（县）南十五里唐城村，丹朱所封都也。”《通志》的这个意见其实是采用了罗泌《路史》的一条材料。不过罗泌就地面说得更广阔一些，他说：“平阳乃丹朱之封地。”（《路史·余论》）因为翼城就在平阳区域之内。这里又有一个问题：假如翼城的唐城就是丹朱所封，那么，这个唐城是因为帝尧当年所居那个最初的唐呢，还是因为丹朱被封于此地而命名为唐呢？这也是应该辨别清楚的一个问题。
说到这里，我们就自然地想到这样一个历史现象：以“唐”命名的地方就像“尧城”一样，在全国多得数不清。正如《路史》卷四十三《余论》六所说：“唐之为名在在有之。”他列举全国各地以唐命名的地方共十六处，至于“尧、舜二祠天下不胜多矣”，引张胐的看法“以为（尧）巡狩所记”，认为“荆糊（湖）南北、江西、两浙、桂阳、永明、二水以来，祠场不可胜纪”（明代学者顾起元在《说略》卷七中认同了他的说法）。罗泌的意见是：“平阳、安邑亦皆曰唐，平阳即晋之临汾，正乃《诗》之唐国，有姑射山。按《九域志》：‘唐水之上地正名翼，一曰绛，而总曰平阳。成王灭之，以封叔虞，后更曰唐。安邑今曰解。故绛之翼城，城西二十里有唐城。又并（州）于晋（阳县）北二里有故唐城。'《寰宇記》：‘为唐尧所筑。'夫平阳乃丹朱之封也。徐才《（宗）国都城记》及《元和郡县志》皆云‘翼城唐国，帝尧裔子所封’，而晋阳县北二里，亦有故唐城，云尧所筑，即燮父之所徙。”〔19〕这段话首先肯定了山西两处名曰唐的地方，一是平阳地区包括所属的安邑和翼城称为唐。其实，整个平阳地区，古代都概称为“唐”，因此，所谓丹朱封地的说法是极其模糊的。二是太原晋阳为唐。他认为太原的晋阳是尧从陶迁徙之处，而平阳乃尧的“裔子”或丹朱所封之地。但平阳既然是帝尧所都，怎么可能把首都封给丹朱呢？
前文已说过，古籍多处讲到尧有九子或十子。《吕氏春秋·去似篇》：“尧有子十人，不（以天下）与其子而授舜。”注曰：“孟子曰：‘堯使九男二女事舜。'此曰十子，殆丹朱為胤子，不在数中。”（详注〔16〕）如果所谓“帝尧裔子”不包括丹朱，那么，翼城所封者就不是丹朱，而是尧的其他诸子中的一个。但是如果舜把包括平阳、安邑、绛、翼城在内的所谓的“唐”封与丹朱，那么，不但其地面过大，对舜的都城蒲坂构成威胁，而且把后来禹的都城安邑也包括在丹朱的封地之内，并且把尧的其他儿子所封之地翼城置于丹朱的疆土之内，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但是，在这三种封唐说法中，我以为翼城作为尧的兴旺之地和丹朱的封地之说，还是比较可靠的。但并非丹朱的始封之地，可能是丹朱曾经在翼城居住过。原因还是我们前面屡次提到的那个问题，即这里没有关于“丹”的任何信息。所以，以上诸种始封丹朱于唐的说法都不能成立。
这样，我们就有必要对尧的发祥之地作一番考证。
尧的发祥地和兴旺之地考
从自然地理环境的多样性、日照时间的长短、温度和湿度的高低以及生态的丰富性上讲，地处河北北部的中山唐县，与山西南部的临汾地区显然是不能相比的——河北的唐县给人类生产的便利与生存的稳定性，显然远不如临汾地区。而传说中的尧是前此（原始社会）以来中国黄河流域各部族的第一次大统一、大稳定、大繁荣的时代。人类历史已经一再证明，任何社会群体的强大，经济永远是第一位的因素。没有上好的地理环境，没有发达的农业生产，很难想象他能够强大并吸引和统一众多的部族。地下考古亦证明，新石器时代最繁荣的地区，就在河东地区，且民间传说的材料更集中。《畿辅通志》卷一百七载元·郝经的《唐帝庙碑》言：“永平，（尧）帝之所生，故有庙焉。而今则弗存。”他还说：“按《地志》：伊祁山，尧母所居，葬于庆都，曰庆都陵，又曰望都山。望都，尧母之名也，故以名山。”郝经为一代大儒，但他的这个说法与通常之说是矛盾的：《竹书纪年》卷上云：“帝尧陶唐氏，母曰庆都，生于斗维之野，常有黄云覆其上，及长，观于三河，常有龙随之。一旦龙负图而至，其文要曰：‘亦受天祐，眉八彩，须发長七尺二寸，面锐上丰下，足履翼宿。'既而阴风四合，赤龙感之，孕十四月而生尧於丹陵，其狀如图。及长，身长十尺，有圣德，封于唐。梦攀天而上。髙辛氏衰，天下归之。”《路史》卷二十、《历代紀事年表》卷一、《繹史》卷九等书皆采用此说。徐文靖《竹书统笺》卷二引许慎说尧母庆都“观于河”，那就更明确的是说观于黄河〔20〕。
这里，我们还要特别说明一点，即如何对待《今本竹书纪年》的问题。按王国维的说法，《今本竹书纪年》是不可信的。但他所说的关于帝尧的传说采自《宋书·符瑞志》并不确切，确切地说，应该是采自《春秋合诚图》，而《春秋合诚图》乃是汉代图谶书的一种。就总体上说，图谶是不可信的，但对其中采自民间的上古传说，我以为是不能一概否定的。
其中关于帝尧的传说，除了远离现实的神化（或神话）的部分，有两个关键的地名值得注意。一是“三河”，一是丹陵。《太平御览》卷五十五引《春秋合诚图》曰：“尧母庆都盖天帝之女，生于斗维之野，当三河东南。天大雷电，有血流润大石之中，生庆都。”所有上面诸书的说法都来源于这里所援引的《春秋合诚图》。说得十分明确：“斗维之野，当三河东南。”（“当”为“常”之误）《艺文类聚》卷九十八两引，一作“常在三河之南”，一作“常在三河东南”，“之”为“东”之误（《太平御览》卷八十、《说孚》卷五上所引并为“常”，“之南”并作“东南”）。所以，尧的出生地当在“三河”一带，而不是在今天的河北。而所谓“三河”，《史记·货殖列传》曰：“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三河东”，当然就包括河东之东，即今之晋东南一带。与河北唐县相去甚远。
这个说法也曾为古代学者所认可，如上举许慎。但他认为其地在濮州成阳（在今山东济阴曹州交界处，许慎惑于汉代谶纬之学，认定所谓“斗维之野”这种天人感应的神学观念）。清·倪涛《六艺之一录》卷三十五载《灵台碑》，即认为是尧母庆都之冢，其地又有尧陵。但那里从来就没有所谓叫做“唐”的地名。最大的可能是西周建国后封刘累之后封于鲁，刘累的后代又分散于山东各地，立尧祠以祀之。上面所说的河北唐县，传说为尧或丹朱的封地，其由来也应如此。尧的诸子封于各地，随着他们所封之地的转移，而把“唐”这个地名带到了各地，并皆立尧庙以祭祀祖先。正如东晋南迁，把北方地名带到南方一样。这种情形在商周以前的上古时期当尤为突出〔21〕。
可以肯定地说，古所谓“三河”应该在今山西南部、河南洛阳一带。丹陵应为丹林之误，在晋东南高平、长子一带（详下文）。
《山西通志》卷五十七《古迹一》载：“（翼城县）南十五里唐城村，丹朱所封都也。”这个结论当然来自《路史》所引的材料，接着又说：“九门城、尧台，《元丰九域志》：‘翼之堂阳有九门城、尧台、姚墟。'朱子《纲目》：‘舜生於姚墟，因以为氏。'在北门外冰清镇。晋城故城村，叔虞肇封地，子夑更号晋，即晋故都也，址存。元绛州守宋克笃诗：‘分星谁辨是參墟，表里山河古晋都。'”宋克笃感慨的正是被后人遗忘了的这个深藏在翼城县偏远的小村子，原来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叔虞所封之地——唐，后来改为晋的那个地方。如果不是其来自有，一个不起眼的小山村何以要编造这么多远古的故事？有唐城，有尧台，有姚墟，有晋都。最令宋克笃相信的是晋故都“址存”。我以为这才是帝尧兴盛的具体地点——唐，后来丹朱曾经封于此地，或者曾在这里临时住过，“以奉尧嗣”。但其地无所谓与“丹”有联系的地名，肯定不是丹朱始封之地。
说翼城的“唐”是尧的兴旺之地，是因为以翼城县为中心的平阳地区，即古以“唐”命名的这个地区，本因这里有唐水、唐城。按《史记·晋世家》的说法，唐正是这里，而不是晋阳〔22〕。而且这一带关于尧和丹朱的传说比较集中（以下所引材料并见《山西通志》卷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不再一一注出）：
平阳府临汾县有“双阕”，传说许由欲观尧之意于双阕之下；有“五府”（杜佑云“唐虞祀五帝于五府”），有“貳宮”，一名貳室（副宫），《帝王世紀》所谓“帝（尧）见舜，处之貳宫”，又曰：“尧以二女妻舜，为筑宫室，封之虞。”有“康衢”，《列子》言：“尧理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理与乱，乃微服游於康衢。”有“伊村”，在县南十里，以帝尧姓伊祁，相传有茅茨土阶遺址。又城北三里，相传席老（师）击壤处。又城东礼城，相传尧妻舜二女地。有“蓂莢亭”，在城西南十里伊村里（尧時蓂莢生於庭，旧志‘內有帝尧古像'，里人悬阁上祀之）。有“尧井”，在尧庙殿前，相传尧建都時所凿。有“演马场”，在伊村南，相传丹朱演马于此。这些传说只能证明平阳是尧建都之处，而不是最初的兴旺之地唐。
岳阳县有“唐尧城”，在县东八十里，世传尧筑，址存。有“羊獬故墟”，南二十五里，相传尧時神羊产此。有“皋陶里”，南十三里皋陶村，有塜存。这个传说也是尧统一众多部落的时候，即所谓“尧理天下”的情形，而不是他晚年传位于舜之时——神羊獬豸是神兽，可以辨别是非善恶，帮助法官判狱。这传说正与皋陶有关〔23〕。这也正是尧建都于平阳之后的事情。因为众多的部落联盟，没有统一的规范，那就没法整齐步调。礼法的作用正是用公平的客观标准来要求每一个人，避免了以帝王（其实为大部落联盟总酋长）个人情感处理问题的嫌疑，免除了帝王个人的许多麻烦。平阳应该是皋陶设置礼法以治理国家这一传说的起源地〔24〕。就是说此地决非尧的初始封唐之地。
《山西通志》卷十八载：襄陵县有“巢溪”，在县东南三十里，一名洗耳河，一名頴水〔25〕，相传巢父洗耳处。有“丹朱泉”，在县西南十里景村，相传丹朱插剑得泉。有“娥英泉”，在县西南十里薛村里，東入汾。相传娥皇、女英游此。有“平水”，在县西北十五里平山下，一名晉水〔26〕。并且还有一条河亦名“晉水”，在县城屏霍门外，源出姑射山，东流入于汾河。有“九箕山”，在县东十三里，东北接霍山之麓，高二里，盘踞三十里有奇，南北袤十里，东西广二十五里，状类箕，南向者九，故名。相传許由居此，下有“洗耳泉”、“弃瓢池”遗址。有“英山”，在县西二十五里圏头村，西望娄山，南连天石，上有娥皇、女英祠，故山以英名。尧让许由，而许由洗耳，这是尧理天下的鼎盛时期，也不是封丹朱之时；重要的是这里也无世传的与“丹”有联系的地名。
浮山县有“尧山”，在县东八里，即中条之西麓，上有帝尧祠。有北天坛山，在县东北二十里，一名“北尧山”，与“南尧（山）”胥有尧庙，亦中条之别支也。有浮山，在县西四十里，一名臥虎山，属临汾。《金志》：“襄陵有浮山，汾水、潏水。”盖浮山本由襄陵析也。“相传洪水時，山随水消長，故名。”有“丹朱墓”，亦传说为丹朱的封地。宋·潘自牧《记纂渊海》卷二十三：“神山，本汉河东郡，唐武德中始析置浮山县，寻改神山县。”有“丹朱邑”，所谓“故郭城”，在县西南十里故县村，三面险绝，惟东面平坦。旧志“神山县故郭城”是也。《北魏志》（即《魏书·地形志》）擒昌县有郭城，當即此。一名丹朱邑。这个传说与尧时洪水有关，但这里没有陶，也没有唐，更没有以“丹”命名的山水村镇。所传丹朱的封地或丹朱墓地，当是丹朱后代所封殖也。
霍州有“陶唐谷”，在州东三十里。《汉书》瓒注：“永安唐城，尧所都也。东去彘十里避暑。”“臣瓒”的这个说法被《山西通志》的编者认为“语殊近俚”（卷十八），大约是说帝尧“避暑”的荒诞。但我们不能因为其中一句话“近俚”，就否定其全部的真实性。古代学者和我们今天所论述的问题，本质上就是根据俚俗所传的种种说法。这里的陶唐谷应看作是尧祭祀霍太山即古人当作“中镇”太岳山的地方，或者是尧曾经查看过的地方，而不是尧兴盛之地。臣瓒之所以认为永安的唐城为尧都，也因为这里与翼城相去不远，属于唐的地区。所谓“尧所都”，或者帝尧曾经临时在那里建都——我相信，帝尧建都之处在山西南部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定在平阳，中间很可能有多次的建都之地。当然，远古所谓都城，也不会像后世那么讲究。也许不过是以地区的角度讲的一个笼统的说法。
……
我们不妨再看一下这几个县的疆域情况。
《山西通志》巻六《疆域一》载：“临汾县东西广一百四十里，南北袤五十三里。东至浮山县界韩村五十五里，少南至浮山县治八十里；西至吉州蒲县张村岔八十五里，少北至蒲县治一百五十里；南至襄陵县界下靳村二十八里；至曲沃县治一百二十里；北至洪洞县界天井村二十五里，少东至洪洞县治五十五里；东南到翼城县界一百五十里；西南到襄陵县治三十里，到吉州乡宁县治一百八十里，东北到岳阳县界一百二十里，西北到隰州汾西县界一百八十里。”“浮山县在府东少南八十里，东西广一百里，南北袤八十里。东至泽州沁水县界贺家岭七十五里，少南至沁水县治一百二十里；西至临汾县界官雀村二十五里，少北至临汾县治八十里；南至翼城县界朱村四十里，翼城县治七十里；北至岳阳县界东池村四十里，岳阳县治一百里；东南到泽州阳城县二百里；西南到太平县一百三十里，东北到岳阳县界旧县村七十里。”“翼城县在府东南一百二十里，东西广九十里，南北袤五十里。东至泽州府沁水县界关子门六十五里，沁水县治一百里；西至曲沃县界续村二十五里，少南至曲沃县治五十里；至太平县一百一十里，南至绛县界大交镇二十里；北至浮山县界南坂桥三十里，浮山县治七十里；东南到垣曲县界乐平村七十里，垣曲县治一百五十里；西南到绛县治七十里；少西到闻喜县界东郑镇一百里，闻喜县治一百四十里；东北到浮山县界卢村六十里；到岳阳县界茶房八十里，岳阳县治一百四十里；西北到太平县界门浅沟五十里，太平县治七十里。”
不厌其烦地抄引这枯燥的材料，目的在于指出在这一地区内，无论以临汾为中心，还是以翼城为中心，与其周边各县相距最多二百里（与晋东南泽州阳城县）〔27〕，互相的联系非常紧密。这就在地理环境上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居住带：有山有水，有广阔的平原。汾河、沁河作为人类生命依赖的天然资源，像血脉一样流贯其间，把这一地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小范围内还有平水即晋水滋养着这一块丰饶的土地；且向东与晋东南的泽州、沁水相连；向南则与河南怀庆、温县直到洛阳地区，都有更大的发展余地。沁水与长子交界，汾水、平水即晋水、沁水属黄河水系，漳水在古代亦属黄河水系，今属海河水系。晋东南是一个天然的大盆地，北至沁县、武乡，有分水岭与太原地区划界。据《山海经》之《西次二经》、《西次三经》多载山西境内之山川，其中有大泽数处：盐贩之泽、长泽、少泽、黄泽、印泽等等。明朱载堉撰《乐律全书》卷二十二附录《羊头山新記》曰：“《周礼·职方氏》曰：‘冀州，其川漳，其浸潞。'许氏《说文》水部曰：‘潞，冀州浸也。上党有潞县。'”何谓“浸”？浸者，大水、湖泽也。《周礼·职方氏》：“扬州……其浸五湖。”可证。泽州亦因濩泽而得名。上党盆地原为大泽无疑。这种大泽古亦称为“海”〔28〕，至今在长治和襄垣之间有一乡名“渔泽”，阳城古称濩泽，都是远古大泽之名的遗留。炎帝神农氏之少女游于“东海”者，非今之东海也，乃是在这片大泽之边“游”（原作“女娃遊于東海溺而不返”，“遊”不同于“游”）。那时这里本是一片海一样的沼泽。这传说印证了一个事实，即这里原是最适合于农业生产的地域〔29〕。那么，从炎帝神农氏再过几百年，尧在整个山西南部包括今晋东南和晋南这一地区继续发展生产，以至兴旺起来，吸引周边众多的部族归附，又最终组成强大的部落联盟，是完全合理的。
更可以资为证明的是，这一地区与传说中尧时的洪水有关。
《尚书·尧典篇》曰：“帝（尧）曰：‘咨！四岳。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元·呉澄《书纂言》卷一：“汤汤，水盛貌；洪，大也。孟子曰：‘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盖下流不洩，泛滥上涌而逆行也。割，害也。荡荡，广貌。怀，包其四傍也。襄，驾出其上也。大阜曰陵。浩浩，大貌。滔，漫也。极言其大势若漫天也。”〔30〕这是远古一场长达数年的大水患，起码有九年——在《尧典》中明确记载了关于帝尧与臣下讨论试命禹之父鲧治水的事，但鲧治水的成绩不佳，“九载，绩用弗成。”这场大水留给后世最明显的记忆，就是在山西南部一带留下了一些与洪水有关的地名。
《山西通志》卷十八载，洪洞县有“洪崖古洞。洪崖在县南一里，古洞在县北五里。县以洪洞镇名，镇以洞名。”《通志》作者的这个说法大约是对一种附会之辞的照录。因为洪洞县（或洪洞镇）南部土生徒长的人，历来就把自己的县（或镇）名读为“hóngtóng县”（音“洪同”县），而不是读作“hóngdòng县”（不音“洪动”县）。若按《通志》作者之意，就得读作“洪动”，岂不谬哉！这里再强调一次：本地人自己对自己家乡地名的读音真正标志着地名的意义及其由来。崖而曰“洪”，洞不读作“动”，而读作“同”，不是标示着那场大洪水“荡荡怀山襄陵”的水势吗？可能有人会说，古传黄帝时有一洪崖先生〔31〕，到尧时已三千岁了，且“洪崖古洞”，不就是说洪崖先生居住处吗？否。首先，关于洪崖先生的传说虽然与尧有点关系，也与许由、巢父相联，但其地在江西，与山西无关；其次，这个洪崖与古洞并不在一起，相距六里之遥，太不合逻辑。
那么。洪洞县南部人为何读“洪洞”音“洪同”呢？原来“洪洞”者，澒洞也〔32〕。《淮南子·精神训》云：“澒濛鸿洞，莫知其门。”高诱注曰：“洞，读同游之同。”亦作鸿絧、澒洞、虹洞、洚洞。《文选》卷八扬雄《羽猎赋》：“徽车轻武，鸿絧緁猎。”李注“鸿絧，相连貌。絧，徒弄切”。李善的注解不能说错，但只是针对扬雄之赋的这句话来注释的。二字从水，显然与水有关（《辞源》“澒洞”条正采李善说，不甚确）。《说文》水部曰：“洪，洚水也。从水共声。”段玉裁注曰：“户工切。《尧典·皋陶谟》皆言'洪水‘，《释诂》曰：‘洪，大也。'引申之义也。孟子以洪释洚，许以洚释洪，是曰转注。”凡转注之字都是互相能训释的，也都是同义的。则洚水亦即洪水。《说文》水部曰：“洚，水不遵道。一曰下也。从水易声。”段注曰：“户工切。”两字皆音“户工切”，是两字读音本来相同〔33〕。段玉裁接着说：“《孟子·滕文公篇》：‘《书》曰洚水警予，洚水者，洪水也。'《告子篇》：‘水逆行谓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水不遵道'，正谓‘逆行'。惟其逆行，是以绝大。洚、洪二字义实相因。”就是说这两个字读音和意义完全相同。正因为如此，宋·蔡沈《尚书集传》才说：“洚水，洪水也……其逝者辄复反流而泛滥决溢，洚洞无涯也。”他直接用“洚洞”。
洞，《说文》水部曰：“疾流也。从水同声。”段玉裁注曰：“此与繧部脯、马部蛔音义同，引申为洞达、为洞壑。”这个字的读音，段注曰：“徒弄切。”与《文选》李善注同。即应该读“同”音。这就足以证明，“洪洞”是一个叠韵连绵词，所以可以有多种写法：鸿絧、澒洞、虹洞、洚洞。其本义是说大水一望无际，浩荡连天。因而也可以用来形容与大水连天的波涛相类似的事物之外貌，如云气的浩大，山势的连绵不断。因此，就扬雄的赋而言，李注是对的，那是夸张狩猎的队伍铺天盖地，连绵不绝。我们不妨看一下古文中的诸种用法，就会更加明白这个词的本义了：
西汉·枚乘《七发》：“恍兮忽兮，聊兮栗兮，混汨汨兮，忽兮慌兮，俶兮傥兮，浩瀇瀁兮，慌矌矌兮。秉意乎南山，通望乎东海。虹洞兮苍天，极虑乎崖涘。流揽无穷，归神日母。”《文选》卷三十四李善注：“虹洞，相连貌也。”应该说是水天相连，弥望无边。当然也可以说是波涛一排连着一排，直到天际。“虹洞”即澒洞、鸿洞、洪洞、洚洞、鸿絧。
清·秦蕙田《五礼通考》卷四十七引《宋史·乐志》载《绍兴祀岳镇海渎四十三首》，其中《东海位》曰：“澒洞鸿濛，天与无极。导纳江汉，节宣南北。顺助其功，善下维德。我祀孔时，以介景福。”同书巻二百五曰：“北方土阜，水流迅直。霜降水涸，往往曾不容舫（舠），及伏、秋淫潦，百川灌输，澒洞之势，一泻千里。使不于浅涸无事时预为经理，使深广如一，忽然犇（奔）溃，而后图之，其有济乎？”文中两处提到“澒洞”，皆言水势之大。
《畿辅通志》卷一百十八引唐·独孤及《观海》：“北登渤海岛，回首秦东门。谁尸造物功，凿此天地源。澒洞吞百谷，周流无四垠。朗然混茫际，望见天地根……”《江西通志》卷十六：“……然余支流，其始小，其将毕乃巨，章貢自端州北下，合流多。潦久不霁，则涨溢澒洞，飘庐舍畜产，弥野漫树，沿江被其害。”所谓“涨溢澒洞，飘庐舍畜产”，这不同样是说洪水之害吗？
《全唐诗》第三函第十册高适《东平路中大水》：“天灾自古有，昏垫弥今秋。霖霪溢川原，澒洞涵田疇……虫蛇拥独树，麋鹿奔行舟。稼穑随波澜，西成不可求……”这又是明确地以“澒洞”形容山东东平一带洪水之大害的。
清·翟均廉撰《海塘录》巻十八引唐·卢肇《海潮赋》：“乃察乎涛之所由生也，骇乎哉，彼其为广也，视之而荡荡矣；彼其为壮也，欱乎其沆沆矣；其增其赢，其难为状矣。当夫巨浸所稽，视无颠倪，汹涌澒洞，穷东极西，浮厚地也。”此亦言乎海潮水势之浩大也。
这种例子在古文中实在是举不胜举。当然，也有用“澒洞”来形容云雾之盛和山势的动态美的——连绵的山峰如波涛连接天边，如浩淼奔腾的波澜〔34〕。
由此可见，“澒洞”本义就是大水，其他的意义，都是从大水无边之义引申而来。洪洞县名突出地标志着远古的洪水在这里泛滥的史实。这就是洪洞县部分人不断地而且严正地纠正外地人不要把“洪洞”读作“洪动”，而应该读作“洪同”的最后原因——那段历史，帝尧和大禹对百姓带来的好处，那个为后世子孙永远向往的稳定而繁荣的时代，实在不能也不应该忘记！至于尧和舜、禹的行为被儒家提升为人类的最高品德，而且突出了其中为社会和国家群体担负责任，直到献出生命的人格精神，而孟子又从洪水的泛滥中提炼出非人类本性行为的泛滥对社会国家群体带来的可怕后果，那是一种修辞上的类比，但是任何一种类比如果没有对应的自然和社会现象的存在，是不可能出现的。这正好说明，那场洪水给民族的记忆有多么深刻。它全方位地影响着这个以农业生产为生存基础的民族。当然，作为人类共同的经验和财富，孟子的提炼是完全必要的，永远值得人类深思——远古的这场人类与洪水斗争的历史之所以不能忘怀，不单是人类精神的弘扬，他昭示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和精神的提升，永远是在与困难斗争中升华出来的。中华民族的文明以及这个民族文明对人类文明贡献的核心与起点和整个人类文明协调的一致性，并不在于具体的行为（具体的行为方式与其具体的生活地域之自然环境有关），而在于其精神实质；但具体的行为方式又决定其思维方式，多样的思维方式构成了世界民族的多样性……这里无暇讨论，要强调的是，人类童年的记忆，正如一个人童年的经验一样，永远影响或制约着某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和情感逻辑，这也许就是我们研究上古史的意义所在。
标志这一地区生活的人类族群对尧时洪水记忆的另外一个地名就是绛县。为什么这里取名“绛”？清人高士奇认为绛与翼应该在一个地方，而且是很古老的地名。他引《汉书·地理志》应劭注曰：‘绛水在绛西南。'又《水经注》：‘绛水出绛山西，北流注澮。'邑以山水得名，則其來旧矣。”〔35〕。但为什么叫绛水呢？绛水即洚水，亦即洪水也。绛、洚、洪三字古音同〔36〕。上文我们已经讨论了关于洪洞县名的来历，这里的绛县之来历也就不必费言。
值得注意的是，长子县的北邻屯留县也有一条河名曰绛水，一曰洚水〔37〕。这个河名的这两种读法，更能说明绛、洚、洪三字同义、同音、通用。事实上还不止于此，这条河又称“滥水”〔38〕。更显然地表明为洪水泛滥时留下的印记。当然也更能说明长子、屯留一带在帝尧时代与翼城、绛县（故绛）的关系。这条河要么同样是洪水时期的记忆，要么就是帝尧封丹朱之后，丹朱把绛县的水名带到了长子、屯留一带——那是他的父亲兴旺的标志，也是他据以树立自己威信的手段。
记忆那场洪水的地名还有浮山县。浮山县本是汉代襄陵的一块地方，唐初才从襄陵分出来独立为县。以其地有浮山，遂以山名县〔39〕。这座山为什么叫浮山呢？传说“洪水時，山随水消長，故名。”〔40〕所谓“洪水时”，即帝尧时的那场洪水。
此外，岳阳县有“洪门岭”〔41〕。临汾县有漫天岭〔42〕。总之，关于远古洪水的传说，在这一带的地名中还能显示出来。
我们花这么多篇幅来讨论这个问题，目的在于证明帝尧确实是从以翼城、绛为中心的地区兴旺发展起来的，并且以此为中心开始了治理黄河水系伟大的水利工程。
于是，我们可以这样设想，尧在翼城兴盛起来，再沿着平水即晋水向西、向南，占有了今之晋南的整个地区，把“首都”（其实应该是部落联盟中心所在地）设在平水之阳（水之北），称为平阳即今之临汾的那个地方，再向南占有了今之洛阳地区。或者说在尧统一领导下的众多的部落中，本来就有整个山西南部包括今之晋南地区和晋东南地区以及河南洛阳地区的各个较小的部落成员。然后沿着汾河北上，占据了太原地区——清·胡渭《禹贡锥指》卷二云：“以今舆地言之，静乐、阳曲、太原、清源、交城、文水、祁县（并属山西太原府）、平遙、汾阳、介休、孝义（并属汾州府）、灵石、汾西、霍州、赵城、洪洞、临汾、襄陵、太平、绛州、曲沃、稷山、河津、荣河（并属平阳府）诸州县界中，皆汾水之所经也。”整个汾水流域即今之山西中部以南，成为帝尧统率下的稳定的领域。尧率领部族沿汾河向北发展，无论是出于农业生产的需要，还是出于寻求部族安全稳定的需要，都是必要的。
帝尧占有了这一地区以后，把晋南地区老家的地名带到了这里。如晋祠即古晋阳一带也有晋水，有唐城，且古祁县有平陶村〔43〕。这个地方之所以称为“平陶”，显然是平水与陶地的合称——尧北上之后，他或他的亲近族人为了永远记住平水和陶、唐那个发祥地和兴旺之地，将其地取名平陶。我们再看古太原县附近诸县有关尧的古迹：
古耆国，县志《祁邑源流考》：“炎帝姓伊耆氏，盖以初国伊，继国耆也。黄帝之子得姓者十四人。而祁為首。帝尧生於丹陵，徙於祁，故亦姓伊耆。《左》、《國》、《史》、《鉴》、《竹书》、《开山》等书佥同。伊、祈、祁本一字，今祁北四十里尧城，南五十里平陶，俱称帝尧始封地。相传县东六支村有帝行宮。”（《山西通志》卷五十七）这里又一次说到了帝尧生于“丹陵”这个令人瞩目的地方。祁县很可能是帝尧迁移之地，因为这里无以“平”命名之山水，凭空出现一个“平陶”，就值得我们进一步深思其来由了。
清源县有“陶唐城”，（县）東南三十里。相传陶唐氏自涿鹿徙居此。又云，陶唐造历之所，今名尧城（同上）。这个记载把陶唐与河北涿鹿联系在一起，令人想到上文所引郝经等人的说法，而且明白地说这个“陶唐城”是因为陶唐氏从河北涿鹿迁徙到此而命名的，其是否帝尧的初封地也就无须再辩。
此外阳曲亦有尧城。
这些与尧有关的古迹，重出累见，绝非偶然，更资证这里原非尧之所谓封地。而是后来尧相继占有的地方，为了让人们永久记住这里，于是以原来的地名命名新地。重复地说，中国地名、水名、山名多有异地重出者，在文化发达的时代，地名的重复比较好解释，各地文人都可能对不同地区的山、水根据同一的古代文化典籍予以命名。但远古时代、区域文化相对封闭情况下的异地重名的现象，则必须仔细考证，以求其最初的来历。
尧发祥于长子陶乡考
可是问题又出来了：帝尧向来称为“陶唐氏”，无论怎样解释，都不能回避这样一个问题，即何以在“唐”的前面加一“陶”字？整个平阳地区无陶地之名目。古人大多数认为尧先居住于陶，后封于唐，故曰陶唐〔44〕。既然太原附近之平陶城，晚于平阳，河北的定陶古人已经予以否定（并见前文引文及所论），而上文所引清源县志所说的陶唐城又是帝尧从河北迁移到那里以后命名的，那么，这个原初的“陶”在什么地方呢？虽于古籍无徵，但蛛丝马迹仍可寻觅。
在讨论具体问题之前，我们必须重申这样的逻辑认识：关于尧生于丹陵、居于陶、兴于唐、死后葬于谷（穀）林，这些说法，必须作统一的综合的考察，不能单一地拿某地的一种传说或地名作为尧或丹朱的“封地”。比如，尧的诞生地与其发祥地相去必不甚远，他的发祥地与其兴旺地亦应有一定的联系——我们应该考虑到古代一个部族迁移的艰难性，尤其是农业部落的转移，多年垦殖的土地，绝不会轻易地放弃，这就是中国古人“安土重迁”的根本原因，何况在远古农业初兴之时。而考察丹朱的封地，也应该把关键的地名联系起来：丹、丹陵（或丹岭）、丹水（或丹渊）必须与相关的传说联系起来，这些条件缺一不可。
关于尧的出生地丹陵、发祥地陶、兴旺地唐、死后的葬地谷林，古籍所载涉及的地方计有今山东、河南、河北三省不下十数处。怎样来确定某处的传说更具有可靠性呢？我以为从古人“鸟飞反故乡，狐死必首丘”的习惯看（这种习惯仍然是从农业生产对旧土的留恋而来），尧之葬地与其生地必不相离。《竹书纪年》卷上言：“（尧）八十九年作游宫於陶，九十年帝游居于陶……一百年帝陟于陶。”足见尧对陶这个地方深厚的情感，皇甫谧曰“帝崩曰陟”，就是说尧最后是死在陶这个地方。这也印证了我们的这个认识逻辑。尧让丹朱“出就丹”，最大的可能就是把他安置在自己的发祥地；或言舜或禹封丹朱，既然是为了让他奉祀先人，也必然把他封于尧的葬地。生地、葬地、元子（或长子）之封地，这三者统一起来，才能确认某地是尧的出生地、发祥地和葬地。在山东、河南、河北无论什么地方都不能把三者统一起来，只有长子才是具备这三点一致的地方。
著名国学大师钱穆说到尧的时候指出：“陶器有一个时期最盛行，大约相当于古记所说的帝尧陶唐氏、帝舜有虞氏前后。我们从‘尧'、‘陶’、‘唐’三个字看，已明显地看出他和陶业有关。”（《黄帝》，三联书店2004七月版，41页）所以，我们今天研究帝尧的遗迹，就要把自古以来以陶、唐命名的山水、村镇等地名联系起来思考。这些地名以其古来如此，还有与地名相伴的远古的传说，往往保留和传递着远古的人文信息。
首先，这里有陶水。
《欽定大清一统志》卷一百三载：“陶水，源出长治县南六十里雄山，西北流至长子县界，入漳水，一謂之淘水。”《水经注》：“淘水，南出南陶，北流至长子城东，西转经其城北，東注於漳水。”《魏书·地形志》：“长子县羊头山下穀关，有泉北流至陶鄉，名陶水，合羊头山水，北流入浊漳。”
《大清一统志》所引《水经注》和《魏书·地形志》的两条材料所传达的信息非常重要：一是长子有水名陶水，清代雍正间所修《山西通志》卷十九：“陶水，《地形志》：‘有泉北流至陶乡，名陶水，合羊头山水，北流入浊漳。'”编者注云：“当即尧水。”这就印证了钱穆先生的说法——“陶”与“尧”本是一回事，同音、同义，当然，还有“唐”，其实现代汉语里与“窑”字正同。那么，《大清一统志》里所说的“陶水，南出南陶”的“南陶”也就是今长子县南的南尧村，也写作“南窑”。
该书同卷前载长治县有雄山，其东坡有泉亦曰陶水。又云：“淘水，在县东南八十里，源出雄山东坡，北流合淘清河，西至长子界，入漳水。《水经注》：‘淘水，南出南陶，北流至长子城东，西转经其城北，至沙河口，东注于漳水。'”（按四库本《水经注》馆臣校记以为“南陶”应为“陶”，讹“南”字，其实就是上文所说的今长子县南的南尧，也许当初就单名陶或尧）其中“至沙河口”四字不见于《水经注》，当为《山西通志》编者所加。《魏书》的作者魏收与《水经注》的作者郦道元属同时代人，且《水经注》说得十分详细：“流至城东，西转，经其城北”，再注入漳水。倘据此说，则“陶乡”肯定在长子城南。但河流的走向古今往往有比较大的变化，有些小的河流甚至完全干涸。所以，以河流而论，北魏时的地形与今之地形相去甚远，即清代雍正间所修之《山西通志》也与今之地形有较大的差异。如《通志》卷十九《山川三》所叙述的陶清河的流经情况，与现在的情形就极为不同：“淘清河自壶关南界入县境，经高河舖，由西南二十里杨暴村流至西北暴河头入漳水。凡长治东南山外及壶关南界之水，胥汇此西流。至雄山北麓，入淘水，土人名淘金河。”杨暴村今属长治市，而陶清河入浊漳河则今在长子东南李末村附近，杨暴村远在南李末村北至少三公里。用这个比率看，《水经注》之所谓陶，《魏书·地形志》之所谓陶乡，就应该是今长子县东宋村乡之陶唐村，大约在今长子城东北三公里处。这种情形也并不奇怪，随着自然地貌的改变，还有长子县治、长治县治的变迁，这些说法已经很难用现在的长子县的具体村镇的位置来印证。发源于潜山（今之尧庙山）的尧水和这条陶水，已经在现在的长子县地图上找不到了，但旧迹犹存。1998年新修的县志上，还能找到尧水及其发源的潜山（尧庙山）的记载，而陶水则渺无踪迹。今修县志也无只字提及，惜哉！
当然，《山西通志》作者说陶水当即尧水，与发源于长治雄山的陶水无关——那条河大约也已经干涸。而这个陶唐村在新修的县志上解释村名的来历时说：“相传古时此地生产陶器，汤王曾在此巡游避暑数日，故名陶汤，后改为陶唐。”这个传说有极重的后代阐释是意味，且陶和汤是不能联系在一起的。尧在前，汤在后，古人说“新鬼大，故鬼小”〔45〕，传说不断地添加新的朝代和新的圣王的故事，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个传说中所谓“生产陶器”是真，这个生产陶器的始祖就是炎帝神农氏〔46〕。以长子、高平、长治三县交界处的羊头山为中心的关于炎帝神农氏密集的传说，说明这一带是中华农业文明的发祥地，也应该是陶器最初的发明地之一。那么，尧这位“神农氏之后”，当然要继承炎帝的事业——继续发展农业和陶器业，并且也因此兴旺起来，是合情合理的〔47〕。
二是陶水发源于潜山，这个潜山上有尧庙。这个尧庙始建于何时，已不可考。但它肯定是非常古老的，不但古老，而且是天下数不胜数的尧庙中非常重要的尧庙—魏书·地形志》曰：“乐阳有尧庙，今长子有乐阳城。”这个乐阳，可能即今长子县西十多公里的岳阳村。但岳阳并无尧庙，应为《魏书》作者误记。《山西通志》卷一百五十六又载：“帝尧庙在西南十五里潛山上，金季毁于兵。元至元暨至正间増葺，明成化四年、万历六年暨国朝康熙七年，胥重葺。岁四月二十八日，有司致祭。”据县志记载和民间口传，每当祭祀之日，晋东南以及周边的县，甚至河北、河南都有大批百姓和文人士子前来参加，至今老年人还有鲜活的记忆。这个尧庙为什么这般重要呢？如果没有特殊的意义，这是不可想象的。所谓特殊的意义，就是这里不但属于尧的出生地丹陵地区，也是尧的发祥地，并且是他生命最终的归宿——帝尧的葬地。
新修县志说“潜山”是“俗称”〔48〕，恰恰相反，“尧庙山”才是俗称，而“潜山”应该是当初的正名。为什么叫潜山？《山海经·北次二经》云：“西望大泽，后稷所潜也。”什么叫“潜”？郭璞注曰：“后稷生而灵知，及其终，化形遁此泽而为之神，亦犹傅说骑箕尾也。”“终”、“化形”、“为神”、“骑箕尾”，都是古代死亡委婉的说法。所以“潜”就是藏，也就是葬，潜山上之所以有尧庙，就是指示着尧的葬身之处，也昭示着尧已“化形”而为神。正如曹丕所言：“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三国志·魏书·文帝纪》）
《路史》卷三十六云：“成阳有尧冡、灵台，而此碑（《灵台碑》）云‘尧母葬兹，欲人莫知，名曰灵台。'”这种解释太神秘了。上古之时人死而埋葬，理由极简单，就是不想让人看见尸体而已，以巫术的解释也不过是让灵魂归于地下，所以说“鬼者，归也。”在古人看来，死亡不过的灵魂回归老家，而土地就是人类的故居、老宅。至今我们看表现抗日战争的电影或描写战争的小说，往往写到农民出身的战士，在与敌人斗争中，把击毙敌人说作：“送你回老家！”这本是极古老的思想和话语。但曹丕所说的“不欲人知之”，却使后人无法知道尧的确切的葬地了——也许当初具有什么不可说的意义，长子人虽知之而不敢言之也。遂至长子的这个本来应该著名的小村子也就被后人逐渐遗忘。然而这里的神秘和那至高无上的地位，却仍然留在人们非同寻常对待它的态度中，留在那非同寻常祭祀之礼中。
然而，为什么“不欲人知”呢？这让我们想起明人陈耀文撰《天中记》巻十三的一段话：“故尧城在濮洲鄄城县東北十五里。《竹書》云‘昔尧末德衰，为舜所囚也'。又有偃朱故城，在县西北十五里，《竹書》云‘舜囚堯，復偃丹朱，使不得与父相見也。'小城阳城在阳城西南半里许，俗云囚尧城（原注：《續述征記》）王僧辨《上元帝表》云：‘阊阖受白登之辱，象魏致尧城之疑。’”（《梁書·王僧辨传》）
明人王世贞于《弇州四部稿》巻一百五十九也说到这个问题：“太白诗有云：‘尧幽囚，舜野死。’按《续述征记》云：‘小城阳城在阳城西南半里许，俗云囚尧城。’《括地志》云：‘故尧城在濮州鄄城县东北十五里。’《竹书》云：‘昔尧末德衰，为舜所囚也。又有偃朱故城，在县西北十五里。’《竹书》云：‘舜囚尧，复偃丹朱，使不得与父相见也。’万章所谓‘尧率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又《史通》云：‘苍梧人风婐（裸）划，地气歊瘴，虽使百金之子犹惮经历其途，况以万乘垂殁之年，而堪巡幸其国？兼复二妃不从，孤魂溘尽，若夏桀放于南巢，赵嘉迁于房陵，周王流彘，楚帝徙郴，语其艰棘，未有如斯之甚也。斯则陟方之死，其殆文命之志乎？’又《述异记》朝歌有狱台，相传为禹囚舜之宫，《韩非子》云：‘舜逼尧，禹逼舜。’盖自昔有此种议论矣。”
两人所记也是传说，按历史发展逻辑讲也不是完全不可能，同时也给后代以武力方式更替朝代，找到更为原始也更为权威的理由。“德衰”——他老了，精力和能力都自然衰退，但还是坐在领导的位置上，代替者很可能采取强硬的手段把他拉下来，要使众多的部落小首领服从新一任首领，也可以编造出他的前任是把帝位禅让给他的。为了不让这个老首长乱说乱动，只能把他囚禁起来，或者干脆让他“永远消失”。这种事情当然“欲人莫知”了。就是真的禅让了，老首领既然是禅让，就要考虑到对新首领的影响，也该自动自觉地消除影响，他也该自动地“潜藏”起来。到什么地方去呢？当然到最安全的地方，那就是自己的发祥地。从这个外角度讲，长子的潜山为尧晚年的潜藏之地，也还是成立的。所以，“不欲人知”，并不是尧本人或尧的后代“不欲人知”，而是后来的掌权者“不欲人知”——尽快地消除前任首领在人们心目中的影响，以便尽快地树立自己的威信。
当然，其结果就是关于帝尧的陵墓在什么地方，就给后代留下了诸多猜测和想象的巨大空间。所以，古籍所载帝尧的葬地也很多，光山东就有三处。各地的说法也都有其理由,也都有不能完全肯定的遗憾。如《山东通志》卷三十五载明·王道《濮州帝尧陵祠碑》文云：“帝尧陵见于山东郡邑者凡三，而史牒事证的然可据者，惟濮之竹林寺为最著。盖《史记》注既以为尧葬济阴成阳矣，吕不韦又云尧葬谷（穀）林，皇甫谧谓谷（穀）林即成阳也。《汉·地志》：济阴郡成阳县有尧塜，雷泽在其西北。杜佑《通典》：濮阳雷泽县即汉成阳。而郭缘生《述征記》云：尧塜在雷泽东南。其说皆与《史記》合，则尧陵当在濮境无疑。”可是这说法并非司马迁《史记》正文所言，而是裴骃《集解》引诸书所言，而诸书所言各异。如刘向言“尧葬济阴”，《吕氏春秋》言“尧葬谷（穀）林”，并没说谷（穀）林在什么地方。皇甫谧说“谷（穀）林即城阳。尧都平阳，于诗为唐国。”也没说城阳在什么地方。仔细体会皇甫谧的意思，他所说的城阳应该在平阳一带。而杜佑则认为是濮阳雷泽县。那么，王道凭什么理由就认定“竹林寺本穀林遗址，其為尧陵也益无疑”呢？
事有凑巧而可玩味者。就在长子县潜山西不远处有一村子名为“城阳”或为“成阳”，城阳之南又有村曰“阳鲁”。今概不知其村名之来历。焉知尧所葬之成阳或城阳非长子之城阳村也？《今本竹书纪年》曰：“八十九年，（尧）作游宫于陶。九十年，帝游居于陶。一百年，帝陟于陶。”何谓“陟”？就是帝王之死的又一婉转的说法〔49〕。可见帝尧对陶这个地方充满了眷恋。那里绝不是一般的地方，定是他的起家之处。王国维《疏证》又引《史记·货殖传》：“昔尧作游（于）成阳。”如淳注曰：“作，起也。成阳，在定陶。”〔50〕既然是“作于”成阳，那就不可能是山东济阴之成阳了——任何一部古籍都不曾说帝尧从山东兴起，而且这里也没有与丹有关的任何地名。更为重要的是，司马迁的这个记载，把陶和成阳自然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这两个地名也可以说本来是一个地方，就是长子的潜山左右，一在潜山之西（城阳），一在潜山之东（陶乡），相距不过数里而已。
这座在长子县南，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的潜山（尧庙山），其北有村曰“西尧”，其东有村曰“尧神沟”。既有西尧，当有东尧或尧村，而今从《长子县志》新绘制的地图上看不见尧村的踪迹。尧、陶古音同〔51〕，所以陶水也叫尧水，平陶改为平遥。那么，我们还可以作这样的推测：《魏书·地形志》所载陶水即尧水所经之陶乡即尧乡，应该就在西尧之东，也就是今之南尧村，当初可能就叫尧村。
我们再往上联系炎帝神农氏尝百谷（穀）、始造陶器两件关键的历史记载，作一下综合思考：沁源县古称谷（穀）远县，长治有百谷（穀）山，这一带到处都有与炎帝神农氏尝百谷（穀）的传说。高平县与长子县交界处的羊头山恰是神农氏的发祥之地已经为古今学术界确认，而百谷（穀）之成为食物，是离不开器皿的，所以，农业生产与制造陶器就必然是相伴相随的。既然农业生产的发祥地在晋东南，那么，晋东南的高平、长子、长治这一带，起码是最初生产陶器的地方之一，则陶乡（尧乡）作为地名也就绝非偶然。帝尧的先进技术也应该在于制造陶器和农业生产，这就应该是尧能够兴旺发达并吸引众多部落归附的理由。
还有一点也值得我们注意：沿潜山即磨盘山西麓，有一条河名曰苏里河，有村庄名曰苏村。今新修县志不知村名所由来。按《路史》卷七云：“赫苏氏是为赫胥。九洛泰定，爰脫躧（蹊按：原误为灑）于潛山。”这位赫苏氏把辞掉帝位看得像脱掉（扔掉）一双破鞋一般，这传说也加入了后代隐士一类人的高洁出世之想象，显然是后代对禅让制的一种阐释。其中说到的潜山，就是长子县南的潜山。原注：“胥，蘇也。传谓赫然之德，为人胥附而号之也。又以为即炎帝，妄矣。”这个“又以为”，作者以为其“妄”，我倒以为并不“妄”。因为把潜山与炎帝直接联系起来的地方就能是长子的潜山——这里离炎帝之发祥地羊头山近在咫尺。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苏村、苏里河的由来了——原本这是赫苏氏“脱躧”的地方。这位“脫躧于潛山”的部族首领（帝王），作出了“九洛泰（大）定”的伟大成绩，那也是因为发明了人类赖以稳定生活的农业生产，遍数中国上古帝王，非炎帝莫属。先进的生产经验是需要代代继承和积累的，说尧是炎帝的后代，从继承炎帝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角度讲，完全正确。
接着的问题就是所谓“尧葬于谷（榖）林”。谷林在什么地方？《路史》卷三十六广征博引，以为是山东济阴之成阳。但所引先秦著作已有巨大分歧，《墨子》、《吕氏春秋》、《山海经》，所言各不同〔52〕。尧是继承了炎帝以农业为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一代领袖，这才是晋东南地区长久地流传着神农氏故事的原因。前文说过，这里以谷（穀）命名的地方也特别多。羊头山的南坡为高平县，其北坡为长子县，《山西通志》卷十九引《魏书·地形志》：“羊头山下神农泉北有穀关，即神农得嘉穀处，山下有穀泉。”引章怀注：“羊頭山在上党郡穀远县。”这个穀远县即今长子县西北的沁源县，这是晋东南的另一座羊头山。又引《金志》：“（长子县）有羊頭山，發鳩山，堯水。”也就是在这座羊头山的北坡有神农氏得嘉谷（榖）处的谷（榖）关。长治县有百穀山，在县东北十三里，昔神农尝百穀于此；有百穀泉，在百穀山神农庙前（《山西通志》卷十九），山下有百穀寺（《山西通志》卷一百六十九）；泽州府（今晋城市）高平县有穀远山，在县东北二十里（《山西通志》卷二十三），又长子县今有谷村乡，疑原来当作“榖村”……那么，所谓“谷（榖）林”，就不是一个具体的地点，而是一个众多的以谷（榖）命名的地区（林，众多之义也）。这个地区除了以晋东南羊头山为中心的长子、高平、长治、陵川一带以外，别无他求。
由此我们可以解释尧为什么称为陶唐氏，也能画出尧的发展路线：尧开始居住在长子的陶乡，并以制陶和农业生产而闻名遐迩，远近部落纷纷归附。然后沿着漳水向西，越过发鸠之山，到了翼城，改号曰唐，再发展壮大，占据了整个平阳地区。然后沿着汾河北上，占据了太原地区。同时向南占据了整个“三河”地区。遂成为空前的一代众多部落的伟大领袖。
说到这里，还要引一段《山西通志》卷十九记载的又一传说：“（长子县）庆云山，在县东南五十里，递高一里半，南至高平界一里，连紫云山。相传尧時五色庆云見此。”可以推想，当初尧在长子陶乡之时，真是一派风调雨顺、农业兴旺的景象。
至此，我们可以回到本题：长子既然与尧有这么重要的关系，则帝尧把他的大儿子封在长子这个地方，也就完全是情理中事。
何处是丹渊
本文不断地强调一种观念，要把丹朱所封之地说明白，必须对围绕“丹”的地名与丹朱和帝尧的有关传说作系统考察。所以，班固在《汉书·律历志》中所讲的丹朱被封在丹渊的说法，必须得到证实，否则，丹朱封于长子的说法也就还是一个未能解决的问题。既然《逸周书》已被阎若璩在《尚书古文疏证》卷四中确凿无疑地论证为伪造，我们就不必去管伪造者所说的“尧子不肖，舜使居丹渊”了。然而伪造者也同样没有否定或改变丹朱被封（“使居”）丹渊之说。
但班固并未言及丹渊之所在，这就给后世学者研究有关问题造成巨大的困难，也留下了广阔探讨的余地，造成了种种纷纭歧出的说法，至今莫衷一是。当然，也许班固也并不知道丹渊的确切地点。我们还是先看一下古代学者的种种意见。
一为丹水在湖北邓州内乡县。清·徐文靖《竹书统笺》卷二引《帝王世纪》曰：“尧娶散宜氏女，曰女皇，生丹朱。”又引《荆州记》曰：“丹水县在丹州，尧子朱之所封也。”再引《括地志》：“丹朱故城在邓州内乡县西南百三十里。”王夫之赞成此说，其所著《尚书稗疏》卷一曰：“丹朱不道，尧处之于丹渊。”自注云：“（丹渊）今淅川县。”《明一统志》卷三十：“（南阳府邓州）浙（淅）川县，在州城西北一百二十里。秦、汉属南阳郡，北魏置浙（淅）川县，属邓州，寻改浙（淅）阳县，属荆州。隋、唐因之。宋复置，金、元省入内乡县。本朝成化初，复置，仍旧属。”〔53〕清·朱鹤龄亦赞成此说（《尚书埤传》卷三）。但清·阎若璩《四书释地续》却予以否定：“丹朱，《集注》止云尧之子，未详。《汉·律历志》引《帝纪》曰：‘陶唐氏让天下于虞，使子朱处于丹渊为诸侯。'丹渊虽有范汪《荆州记》、魏王泰《括地志》各言所在，恐未足据信。盖世远也。因思‘尧在位七十载，放齐曰胤子朱启明。'夫止曰朱，未有国也。及后三载，荐舜于天，朱始出封丹，故有丹朱之号。”谨慎的阎若璩一者否定了班固的帝尧封丹朱说，二者否定了《荆州记》和《括地志》的说法〔54〕。只说封于“丹”，也不言“丹渊”，更不言“丹”在什么地方。且认为《荆州记》和《括地志》之言丹在邓州淅川县不可信。中国历史上以丹川命名的县有三处，只有山西的丹川才是符合我们考察的与丹朱及帝尧有关的地方〔55〕。
二为丹水在陕西河南交界处的商州。《陜西通志》巻三：“丹水城在商州城南一里。《吕氏春秋》：‘尧有丹水之战，以服南蛮。'疑即丹朱所封者。今朱虚有丹山，丹水出焉。”（原注“《路史》”）这种说法毫无根据。尧为什么把一个刚刚收复的属于南蛮的丹水封给他的儿子？照理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务，一向以提倡“德化”著名的帝尧，怎么能够把这样的重任交给他认为嚚嚣、顽劣和好争辩的丹朱呢？从《尚书》中尧对丹朱的态度看，这是不可能的——起码他对丹朱有两样担心，以丹朱之聪明，如若跟南蛮联合自立，当如何？以丹朱之强力，倘若以武力统治南蛮，其于“德化”何？。且其城曰丹水城，而非丹朱城。
三就是上引《山西通志》所言山东朱虚县的丹水，前文亦已提到。也有不能成立的理由。
四是《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卷一》“封尧子朱于丹水，今山东青州府临朐县东北有丹水。《竹书纪年》：‘尧处丹朱于丹水。'即此。初，尧让天下于舜，处子朱于丹渊，即丹水。”乾隆帝的学问如何且不论，他的好奇、向“臣工”们耀博却是有名的。实不足辨。
第五种说法与众不同，就是前文我们已经引过的《路史》卷二十“（帝尧）使（子朱）出就丹。帝崩，虞氏国之于房，为房侯……”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其不能成立的理由，这里再补充一点：其实作者引《相图经》所引《孟子》注，又引《相台志》和《元和志》的不同记载，显然也有疑惑，其真意不过是为了显示这些材料之间互相矛盾之概：《元和志》所说的唐山县乃在浙江之杭州〔56〕，与我们讨论的问题无论如何也挂不上钩；而夏后禹“封之于唐”的唐，一般以为即河北之唐县，不管相州与丹朱是怎样的关系，都不是丹朱的始封之地；而相州永和镇的“尧城”，既云“尧居”，又云“朱居”，自相矛盾；即使我们把这个地方看作是帝尧和丹朱都曾经住过，但那里绝非帝尧的出生地和丹朱的初封地。又云“朱卒，葬笰阳”，唐在河北北部，笰阳在河南内黄，相距千里以上，把已死之丹朱运到千里以外是地方安葬，这在上古时期实在不可思议。说到白水时，既言“舜封”，又言“盖夏封之”，也是矛盾的……但其中还是提供了一条要紧的信息，那就是有“舜封丹朱于白水”一说。
这白水与丹水初看起来是矛盾的，但却与丹水是一条河的不同称谓，它就是丹水的一条支流。《山西通志》卷二十三：“白水，在（高平）县南一里，源出五龙池东，入丹水。《水经注》：‘丹水又南，白水注之。水出高都县故城西，所谓长平白水也。”白水是丹水的一条支流，也可以看作是丹水的的一个源头，所以才是一河两名。我们认为这才是《孟子》注所谓“舜封丹朱于白水”的那条白水河。
而这条丹水还不止白水一个别名，它还叫泫水。宋·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卷五：“丹水，泽州髙平县有泫水，一曰丹水。汉上党高都县莞谷，丹水所出，东南入泫水。”原注：“高都，泽州晋城县，隋曰丹川。”而明·朱载堉《乐律全书》卷二十二附录其所撰《羊头山新记》，则认同《山西通志》的说法：“伞盖山在长子县西南五十里，以形似名。下有水名泫水。”又引《水经注》云：“泫水导源泫氏县西北泫谷，东南流经泫氏故城南而东，入絶水，乱流东南入丹水。”他的结论为：“是也。”这里就有个问题，王应麟以为丹水入泫水，而朱载堉则认为泫水入丹水。且认为这条泫水出于长子的伞盖山，倘然，则泫水应该发源于伞盖山的南麓，否则就不能南流，因为羊头山、丹朱岭是长子与高平的分界线，也是分水岭。这些问题都说得不明白，包括《山西通志》。
可是《大清一统志》卷一百七则讲的清楚：
泫水，在凤台县东北，源出高平县西二十里，原村名许河，东南流至县南，合绝水。又南流合蒲水，又南流至凤台县东北，合丹水。《汉书·地理志》：“上党郡泫氏县。”应劭曰：“泫水所出。”《水经注》：“泫水导源泫氏县西北泫谷，又东南，经泫氏故城南，东入绝水，乱流东南，入高都县，右注丹水。”《元和志》：“泫水在髙平县西北三十六里。”《寰宇记》：“泫水一名丹水，在高平县西北四十里，源出伞盖山。”《唐书·地理志》：“高平县有泫水，贞元元年令明济引入城，号甘泉。”“丹水源出高平县四十五里，一名莞谷水，一名源泽水，一名源源水，一名源漳水，俗名丹河。发源丹朱岭东南，流入凤台县界，西流，合泫水，又南流合白水，又南流入河南怀庆府济源县界。”《汉书·地理志》：“上党郡高都县莞谷，丹水所出，东南入泫水。”《水经注》：“丹水，出上党高都县故城东北阜下，俗谓之源源水、绝水。”《山海经》曰：“沁水之东有林焉，名曰丹林，丹水出焉。”即斯水矣。水自源东北流，又屈而东，左会泫、絶水。又东南流注于丹谷，又经二石人北，又东南历岩下，又南，白水注之。又东南出山，经鄈城西。《元和志》：“丹水，在晋城县北十三里司马山。”《寰宇记》：“莞谷水在晋城县东四十八里。”按丹水源出丹朱岭无疑。《山海经》曰：“谒戾之山，其东有林焉，名曰丹林，丹林之水出焉。”即今丹水也。丹朱岭即丹林之讹，水出其麓，初甚微，涓流经凤台境南，出山，是在髙平者；其正源至凤台而其流始大耳。旧志竟以属之凤台，而曰发源可寒山，非是。盖水出可寒山者，即《水经注》所云丹谷，正丹水所出也，名相近而讹。绝水，在高平县西北，源出县西北三十里伞盖山，名浮云河。东南流，绕县城，又南流合泫水。《汉书·地理志》：“泫氏县杨谷，绝水所出，南至野王入沁水。”《水经注》：“绝水出泫氏县西北杨谷，东南流，左会长平水，又东南流，经泫氏县故城北，又东东南与泫水合。”《寰宇记》：“绝水在高平县西北二十里，源出髑髅山杨谷。”按丹水、泫水、绝水流同源异。《汉志》泫氏县有绝水、泫水，高都县有丹水。《水经注》亦谓绝水会泫水，泫水、绝水会丹水，本三水也。自《寰宇记》云‘泫水一名丹水’，而其称始混。今则三水统名丹河，而源流不别矣。其据《水经注》絶水源远，泫水源近，《寰宇记》似互易。《汉志》所云杨谷，未必在髑髅山也。”
这就是说，丹水、绝水、泫水、白水是四条河，总流为丹水，其余三水都是丹水的支流，倘从各自的支流说，则都把丹水说成是各支流的名称，以此相混。但有趣的是，这条丹河又有四个别名曰：源源水、源漳水、源泽水、莞谷水，前三个都有“源”字。前引班固说尧封子朱于丹渊（《汉书·律历志》），但古今学者皆不谈丹渊在何处。“源”属古“元”部韵，“渊”属“真”部韵，两韵相隔仅一“文”部韵，是可以相通而相混的〔57〕。所以，我们说“丹渊”就是“丹源”，也就是丹水的源头处。而其源头即丹朱岭，“水出其麓，初甚微，涓流经凤台境南，出山，是在高平者，其正源至凤台始大耳。”
丹水的另一支流绝水则发源于长子县西南的伞盖山，所以有的地理著作竟称绝水为丹水。而伞盖山绵延与其西北的发鸠山相连，于是也有人说丹水发源于发鸠山。这样，我们当会明白前引诸说中，也有学者直接说丹朱封于“丹”的，也没什么错。既然如此，我们也就可以想到，丹朱的封地是很大的——北起屯留、长子，南到晋城以南，即丹水所流经的地方。长子不过是他初期经营的一个重点或中心。
还有一点也值得注意，不止《大清一统志》的编者，古代许多学者都一致认为《山海经·北次三经》所记之“丹林”，就是“丹朱岭”：“谒戾之山，其上多松栢，有金玉，沁水出焉，南流注于河。其东有林焉，名曰丹林，丹林之水出焉。”但他们一般却认为“丹朱岭”是“丹林”之讹。如《一统志》的编者就认为“丹朱岭即《山海经》所云丹林，既讹林为岭，又讹加以朱，转晦其本。”又如明·朱载堉《乐律全书》卷二十二所附录之《羊头山新记》亦云：“（羊头）山之西二十里曰丹朱岭。其古之丹林欤？盖本丹林，年久伐尽，不复有林矣。遂讹为丹岭，朱乃后人妄加耳。”朱载堉的看法很奇怪，他只着意于“林”，而不想何以称为“丹林”？难道是因为那里的树、树林终年是红色的吗？就以朱载堉的逻辑来说，岭之不存，林将焉附？没有丹岭，何来丹林？当然，这其实是在“抬杠”。古音岭、林、陵应该是同音的，所以才有文字上的不同记载。而今当我们登上丹朱岭的时候，所见遍山皆红土，我们当会明白，为什么此山称为“丹岭”或“丹陵”了。而一旦大雨过后，山洪爆发，则其水必然卷着红土而下，“丹河”之名非但得于丹岭，亦得之于其水色也。如今看来，古代学者力图给以合理的阐释而终于没有解决的问题，现在可以冰释了。他们总以为民间传说是不足信的观念也是不可取的。
我们说丹朱岭以丹朱得名不但不“讹”，也没有“晦其本”，而恰是保存了本来的真相，还有一个重要的根据，就是丹水的发源地丹朱岭乃是尧的诞生地。
《竹书纪年》卷上（沈约注）、《皇王大纪》卷二（宋·胡宏撰）、《论语类考》卷七《人物考》（明·陈士元撰）、《宋书》卷二十七《符瑞志上》（梁·沉约撰）、《通志》卷二（宋·郑樵撰）、《路史》卷二十（宋·罗泌撰）、《绎史》卷九（清·马骕撰）等诸多古籍，都一致认为“尧母陈丰（亦作锋）氏曰庆都，生尧于丹陵”。古代学者既然认为“丹林”就是“丹岭”之讹，我们就完全有理由认为“丹林”也就是“丹陵”之讹。《绎史》注引《春秋合诚图》云：“尧母庆都，盖大帝之女，生于斗维之野，常在三河东南。天大雷电，有血流润大石之中，生庆都。长大象大帝，常有黄云覆盖之，蔑食不饥。年二十，寄伊长孺家，无夫，出观三河，奄然阴风，赤龙与庆都合，有娠而生尧。”尧母庆都生时，“有血流润大石之中”，这就透露了所谓“丹陵”或“丹岭”的来历——民间传说往往充满了奇异的想象，这是说，还在尧母庆都降生时，她的母亲即尧的外祖母的产血就染红了山岭，谓之丹岭，按这个传说想下去，则血流成为丹河，树林成为丹林……所以林、岭、陵之互讹，也非纯粹的语音所致。多种人类文化学著作都指出，河流、山谷在远古时代的生殖崇拜中，都被当作女性的象征（在西南少数民族中至今犹有流传）。丹岭（陵）、丹水、丹林（陵）总称之为“丹”。丹水发源之地曰“丹源”或“丹渊”，这就是尧把其子“朱”安置于这个地方的深意。由于丹朱被封在这个地方，后人也就自然地把这个“丹岭”称为丹朱岭或丹朱陵，是再自然不过的了。
当然，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丹水的另一个支流或源头叫“白水”，以至古代也把丹水称为白水？这似乎与丹水相矛盾。仔细考察起来，正是一致的，一点也不矛盾。尧与“赤”即红色的联系可以说比比皆是：不但他的母亲生时鲜血染红了一片大地，而且庆都生尧，是与“神龙感”的结果，这神龙也就是“赤龙”《宋书·福瑞志》）。《绎史》卷九注引《帝尧碑》曰：“赤龙负图出，庆都读之，云赤受天运。其下图人衣赤衣……题曰：赤帝起成天下宝。其先出自块隗，翼火之精，有神龙首出于常羊山，庆都交之，生伊尧。”其中所谓“块隗”，即炎帝神农氏。《绎史》卷四引《帝王世纪》注引《潜夫论》：“赤帝魁隗身，号炎帝，世号神农。”“魁隗”即“块隗”，亦即今言之“魁伟”。原来帝尧乃是有高大魁梧身材的赤帝神农氏的后代！明·陈士元《论语类考》卷七：“伊祁乃炎帝之姓，盖以尧与炎帝俱火德王，故谓尧为炎帝后。”也把帝尧与炎帝神农氏联系在一起。正因为如此，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才说：“（帝尧）彤车白马，能明驯德。”《竹书纪年》注引《帝德论》亦云：“尧丹车白马。”“彤车”好解释，“白马”何说？照例说该是“彤车（丹车）赤马”，一片火红。但古人却以为，太阳本身是红是，而其光芒则是白的。有一个显然的证据是大约在唐以前，古籍中几乎不见“红日”一词，总是说“白日”。更有另一确凿不疑之证据：《庄子·知北游》云：“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郤（隙），忽然而已。”“白驹”一般注曰“骏马”，但《经典释文》却说：“或云‘日也。’”白色的骏马也就是日光（古代有以“追影”、“绝尘”名骏马者，影即日光也）。这样也就明白了，尧所乘之车象征他自己，而驾车的马却应该是白的，他们在车前奔驰如风，就像太阳发散的光芒！因此，“赤”、“丹”、“彤”之于“白”并不矛盾，反而是统一的。元·杨维桢《东维子集》巻二十八《白咸传》云：“太史公曰：白氏本出炎帝后。”《尚史》卷六十七云：“白珪者，名丹，魏人也。”这些旁证也可说明“丹”与“白”乃是一体的两种表现，并非是矛盾的。那么，白水为丹水的一个支流，而且古人曾认为白水就是丹水，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
最后，还要说一点的是，清·沉炳巽《水经注集释订讹》卷九云：“绝水东南与泫水会，泫水导源县西北泫谷，东流经一故城南，俗谓之都乡城。又东南径泫氏故城南。世祖建武六年封万普为侯国。而东会绝水，乱流东南入高都县。”这个“都乡城”和“高都”的来历，向来无人给予解说，我以为都应该与尧母庆都有极大的关系——前文已提到，河北唐县的望都山（本来是叫孤山），既然本地人能说是南望庆都山而取名的，那么，尧母生于丹陵，而且在丹岭（丹陵、丹林）又生了伟大的帝尧，这里是她故乡，是她生活过一生的地方，这应该就是“都乡城”和“高都”两个地名的来历。
本文的结论是：古所谓“尧母庆都生尧于丹陵”，其地即今高平县（古曾为高都县）与长子县交界处的丹朱岭，亦即丹水的发源地，古亦称丹林；尧发祥于长子县的陶乡，是为陶；他首先在长子、高平一带发展起来；然后西向翼城一带发展，翼城有唐水，是为唐，并在那一带强盛起来，建都于平水之阳曰平阳，国号曰唐。再向北发展到晋阳一带，仍都平阳。这就是帝尧在山西先后的大致踪迹。至于全国其它地区的同一地名所传之帝尧或丹朱的事迹，应该是帝尧曾经巡行之地，或为帝尧或丹朱的后代所经营的地方，为祭祀祖先而有尧庙或丹朱的遗迹，以至于以唐、丹命名的地名不可胜数。
以上是关于帝尧和丹朱在古代载籍中所见资料的梳理，不过，更应该与长子县的民间传说结合起来——在长子，有很多关于帝尧的传说，有些民俗也可以看出与帝尧的关系。当然，还要有地下发掘的证明，比如长子出土了许多新石器时期，即相当于帝尧时期的陶器、石斧、石镰等器物。把这些联系起来，做一番综合考察，那会有更多的发现，会更加确实的证明帝尧、丹朱与长子的深切关系。
刘毓庆先生提出研究上古史的“四重论证法”，是值得从事这一工作的人们重视的，应该成为打开上古史秘密的四把钥匙。我所做的工作，不过是开个头，更主要的工作，还在后面，即深入长子县民间，从事民俗、古代传说的调查，从事长子碑刻的收集整理工作，在可能的情况下，还可以申请有关部门有针对性的做必要的考古发掘，比如在陶唐村周围很明显的有暴露的陶片的地区，在北高庙不破坏已有文物的前提下，做一些允许的发掘工作，也可对其夯土的年代做出鉴定。
还要说明的是，本文不是说帝尧和丹朱的初期活动只能在长子县，只是说，帝尧和丹朱的初期活动在长子的可能性是最大的。由于帝尧的伟大贡献，他的足迹也的确遍布山西和全国，因此，山西乃至全国各地关于帝尧和丹朱的传说、古籍记载、方志和碑刻一定还有很多，帝尧的出生地、丹朱的封地，应该有许多“版本”，但据以上有关古籍记载的考证，我以为，帝尧生于长子、丹朱初封于长子的这一“版本”，应该是最接近历史真实的。各地的文史工作者都应该尽自己的努力，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发掘做出自己的贡献。
简短的申论
首先，我要强调民间传说对上古史考察的意义。
在考察帝尧和丹朱事迹时，我以为对古籍所载之上古传说，应该持审慎的态度，不可一律抹杀，也不可一律认可，须进行认真的鉴别。比如关于帝尧之母庆都生帝尧的事迹，历史上有两种记载：一种是“正史”式的，把帝尧的家世从黄帝一代一代地排下来，一种是纯粹民间传说，即我们前文所引的《竹书纪年》的记载。看起来，后者很荒诞，但是只要我们与帝尧同时代的后稷比较一下，就会豁然明白，正是这个看起来十分怪诞的传说比那个一代又一代似乎排得十分明确的帝王谱系，更其真实。后稷的母亲姜嫄“履帝武敏”，即踩了上帝的大脚印的大拇指印记，就怀了孕，从而生了后稷。此事见于《诗经·大雅·生民》，是周人当做自己祖先真实的历史记载下来的。而后稷是帝尧管农业的“农官”。我们相信，那是个但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时代。至于传说中的帝尧之母与赤龙交，姜嫄“履帝武敏”，不过是为了说明圣人出生的不平凡而已（其实“敏”为脚的大拇指，人类文化学对位学者已经指出，中国民间的“脚”是男性的象征，脚的大拇指，更是男性的象征。所以，中国民间女子爱上了某个青年，往往给他做一双鞋，表示自己接受他的爱，愿意与他成亲。而民间把淫荡的女子比做“破鞋”，也来源于此。可见《诗经》关于姜嫄怀孕的传说，实际上并不雅，但说得比较隐晦而已。）凡是传说，中间的神化部分可以是虚的，但主要的人物、地点绝不会假。这是我们对待历史传说的基本观念。这一点，司马迁在写《史记》的时候，已经明白其中的难处。他说：“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书》缺有间，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史记·五帝本纪》）所谓“其文不雅驯”，就是指传说中“与龙交”之类的说法；所谓“荐绅先生难言之”，也指那些传说中的“不雅驯”的话，知识分子难于说出口，只有在百姓中间流传。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就是说，他明明知道那些传说中，存在着历史的真实性，但又不好写，在知识分子中也难于被接受，只能“心知其意”，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他只有选择那些“言尤雅者”，即知识分子能够认可的资料。司马迁在这里隐晦地指出，他所选择的这些资料，并非确凿无疑的信史，因为“书缺有间”；在可信度上，放弃民间传说是多么可惜，然而那些看起来不雅驯的传说，又“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但是在《周本纪》中，他直接把《诗经·大雅·生民》的第一章翻译为汉代通行的书面语言。一方面因为是《诗经》所载，一方面因为关于姜嫄怀孕的经过《诗经》原文还没有那么不雅。《殷本纪》也同样记载了有娀氏女简狄吞燕卵而生契的传说，也因为这个传说表面上不涉及“性”的问题（其实也指的是“交”的意思，不过也同样说得比较隐晦：至今民间把男性的生殖器官称作“卵”或“蛋”或“球”。所以，说简狄吞燕卵，等于隐晦地说性交）。但这些传说一致地讲了一个远古知其母而不知其父的时代，一个圣人降生的古怪而又真实的历史——既是圣人，他的出生肯定是不同寻常的。既然殷和周的祖先的出生都这么古怪或荒诞（这当然这是今天的看法，在古代这不但不怪，而且是以其不同寻常的情形，昭示人们，这就是伟大人物应该有的经历。这样，才能使他的权威地位更其稳定），司马迁把它当作信史记载下来，为什么关于帝尧的出生不可以当作信史呢？司马迁在《五帝本纪》结尾“太史公曰”中那段话，实在值得后世考察上古史的人们深思。但司马迁所记五帝的世系，也还有可考察的必要，我的初步想法是，帝喾以上，大约只是部落的名称，庞朴先生曾撰文考察“黄帝”。他的结论是，“黄帝”的初义，不过是我们今天还能见到的渡河用的羊皮筏子（《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2年）。推想起来，发明羊皮筏子的人，在那个时代是多么了不起啊！所以帝喾以上的一代又一代帝王，应该是远古部落的名称。司马迁当年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撰史，对表面看起来荒诞或怪异的故事，其实并不怪，他是明白的，然而他只能以“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这个隐晦的说法，间接地告诉读者，他的抉择是不得已的，也不无深深的遗憾。
其次，就帝尧与丹朱的考察而言，我的另外一个想法是，必须把尧的出生地、丹朱的封地、尧的发祥地和尧的葬地联系起来。这个想法也不是我的发明，而是受到古代某些学者的启发，他们在论述帝尧与丹朱的关系时，经常地把尧庙的建立与丹朱的封地联系在一起，把帝尧的最后归宿与陶即帝尧的“初封地”联系在一起。
因为出生地对于一个人来说，显然是非常重要的，而他的发祥地与出生地必然相去不远。一个人，或一个部族，在其出生地的基础上是容易生存的，尤其是以农业为基本生产和生活方法的部族，离开多年开垦的土地，在那个时代是多么不易。既然帝尧生于丹陵，那么，那里肯定有其祖先生活的基础。长子、高平一带在晋东南盆地是靠西部的较高的地带，地处大泽边缘，对农业生产是最有利的。尧不可能离开这么好的土地，率领部族远走河北或贸然向别处安家。待他兴盛之后，才可能向周边扩张。而丹朱的“封地”最大的可能，也是最合理的安排，是“封”在尧的发祥地或出生地。而帝尧的结局无论如何，他晚年的归宿合理的想法就是回到他的故乡——屈原说：“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守丘。”这是农业部族对故土留恋的必然思维方式。所以，帝尧的葬地，最为合理的推测也是他的出生地、他的故乡丹陵。
第三，为什么要对这个远古似乎说不清楚的事情大费笔墨？
《尚书》是简练的，从《尧典》不惜笔墨，两次提到丹朱的情形，我们可以感受到问题的严重性，不妨称之为“丹朱事件”。而丹朱事件的中心即古人（儒家）所强调的乃是其政治的、道德的意义。我们今天研究丹朱的封地，目的也不仅仅在于证实这段上古传说的真实性，也不是单从传统的观念出发，论证帝尧有多么伟大，而在于透过这段原本真实的历史，可以把握到更多的更为重要的民族史奠基之初的一些一直流传到现在的重要文化信息。
首先是稳定的观念。从帝尧不传“天下”于其子丹朱，而传舜，舜亦不传其子而传禹的事实中，无论是古代的禅让制度，还是后来儒家所强调的核心思想，都出于稳定的社会秩序的需要。但这种稳定的政治思想显然来源于农业生产所必须的稳定的自然环境和稳定的生产秩序，或者说，是从稳定的农业生产和生活秩序中自然生发和提炼出来的一种政治观念。
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家所向往和不断回忆的历史的辉煌中，帝尧总是第一个（当然，像庄子那样反对儒家的学者，第一个否定的也是帝尧）。所谓尧、舜、禹、汤、文、武……就因为帝尧是第一个以稳定的农业生产为基础的大一统的时代，是他继承和发展了炎帝神农氏开创的伟大事业，真正地奠定了中国古代以农业立国建邦的牢不可破的生活模式。农业生产最基本的因素是稳定——稳定的自然环境，稳定的社会秩序。而要达到最大的稳定，就要实现最大的统一，所以，统一到与天地一样的程度，使主体所处的环境和主体的一切行为都与天地一致起来，乃是中国古人最高的理想。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則之。”（《论语·泰伯篇》）这个“则天法地”的理想最终只能在国家大一统的汉代得以实现，这就是“天人合一”的观念产生于汉代的原因。
中国古代所有的政治、伦理、道德观念，所有的哲学、史学、文学、美学思想，所有的关于人的生命价值的观念，都从此生发出来，并最终指向这个最大的稳定——儒家（孔、孟）的“则天法地”思想，道家（老、庄）的“顺乎自然”的思想，看起来似乎相反，但他们的根基都在于主体生命赖以存在的农业生产顺应自然环境的经验，而且都是从这个最基本的经验中升华出来的两种生命的价值观，两种哲学和美学，他们的核心也都在于稳定。只是儒家强调主体的能动性，通过主动的修养，琢磨尽主体的自然本性，增强社会性，与天地同律；而道家强调客体的不可知性，通过主动的修养，回归自然本性，雕琢尽社会性，与天地取得最大的协调。儒、道两家的不同只在于达到那最大稳定的手段不同而已。这也是宋代以后儒、道、佛三家能够最终融和的根据（中土佛学是古老的印度佛教吸收了儒、道思想所产生的新的佛学）。美国著名美学家阿恩海姆在《艺术与视知觉》一书中说过，人类所有的追求（运动），都趋向于平衡。看来，中西方文化的终点是一致的。只是那争取终极的手段和方式不同。
“天地之大德曰生”，生命、生殖、生长、生活（陶行知所谓“生动地活着”）……稳定平稳地“生”，其本身就是目的，也就是最高的价值。泰卦的要义就是天地之合和，象征着人类男女之合和、生产条件的合和、生活环境的合和、人事关系的合和……和就是最大的稳定。其直接的表象就是天地容纳万物。所以，和、中和、和谐，就是容纳多种天地地之生物于天地之中——举凡天地之所生，都必须承认其合理性。所以，和就是包容万物。这就是中国古人对天生之物心存爱惜和敬畏之意的原因，屡屡教诫不要“暴殄天物”，并最终形成一种品德和博大的心胸。因为只有达到了真正的“和”，也才能实现最大的稳定——其最终指向显然是今天的环境保护意识。
其次是与此直接相联系的个体与群体的关系。社会秩序能否和谐，都赖于调整好个体与群体的关系，个别民族和其他民族的关系，个别国家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帝尧不传“天下”于其子丹朱，而传舜，舜和禹能克服丹朱的个人中心主义，为天下百姓的安定而历尽艰辛地工作——治水。其本质不但是为了实现农业生产最大的稳定，也表现了个体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就要为社会群体担负责任，直到把整个生命投入其中。正如司马迁所说，帝尧的“出朱使就丹”，是为了“利天下”。这种为社会群体承担责任的思想，不断地为儒家所强化，终于发展成为一种道德，一种行为规范，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并以此来衡量所有社会成员生命的价值。终于发展为“孔曰成仁，孟曰取义”，鲁迅亦称这种人乃是中国人的脊梁。历史也早已证明，中华民族之所以历尽各种各样的灾难，而终于没有灭亡，且能坚强不屈地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因为这种民族精神已经形成传统，代代相传。但其产生的初始，人们就不该忘记伟大的帝尧。由此，我们该想到历史上许多民族消亡的悲惨结局之原因。我赞成这样的观念：一个民族的文化系统不亡，则该民族绝不会消亡。当然，一个最应该提醒大国霸权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者警惕的历史经验是，你不应该也不可能用一种生活模式即文化模式去统一世界上多种多样的文化模式，不应该忘记希特勒和东条英机的罪恶和他们的结局。
当然，稳定不是保守，帝尧之所以能够成就一代辉煌，他是在突进中，在求得发展中才最终稳定下来的。所以，发展才是硬道理。
于此，我想起了宋人张载的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一个真正儒者的理想和博大的胸怀，也是中华民族为之奋斗的“愿景”。我想这应该是研究“尧文化”的宗旨。
注释：
〔1〕清·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卷五（四库全书本）：“唐《十道圖》：‘长子城，丹朱所筑。丹朱，尧之长子，因名，亦名丹朱城。’”雍正版《山西通志》卷八《城池》（四库全书本，以下注文中所引古籍，凡属四库本，不再一一注出）：“旧城周二十里，唐《十道图》云‘丹朱所筑。’”按：《旧唐书》卷四十六《经籍志》载《长安四年十道图》十三卷，《开元三年十道图》十卷，又《十道图》十卷（未提为何年所制定），《新唐书》卷五十八《艺文志》同，《旧五代史》巻四十三有《十道图》概述，《旧五代史》巻一百五十载，时分天下为十道：河南道、关西道、河东道、河北道、剑南道、江南道、淮南道、山南道、陇右道、岭南道，各道所领府、州多少不一（有的道无府，有州）。注云：“以上所载郡县，当是以《开元十道图》為本，惟五代之改制及仍唐旧制者，则阕焉。疑原本有所节删，今仍录于巻首，以存其旧。”这大概能看出唐代所谓“十道”的情形。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三十四云“真元十道图”，则唐代《十道图》的版本可能不止于以上所提到的四个，大约每朝改变州县的设置，则要改变一些《十道图》的内容。所以宋·郑樵《通志》卷四十《地理略·序》中还提到《开元十道图》，卷六十六又提到《长安四年十道图》十三卷，《开元三年十道图》十卷，《元和十道图》十卷。《通志·总序》说：“臣今准《禹貢》之书，而理川源；本《开元十道图》，以续今古，故作《地理略》。”则《通志·地理略》仍可见《开元十道图》之梗概也。
〔2〕颜师古注见《漢書》卷二十八《地理志》。《山西通志》卷一百七十七《辨证二》：“《周礼·职方氏》：‘其川漳。’註：‘漳出长子。长，丁丈反。’《左传》‘晋人执石买於长子'，註：‘长，丁丈反。'长从上声旧矣，颜师古谓为长狄所居而得名，夫赤狄见于春秋，而武王封辛甲已称长子，则颜说误也。”按《通志》所引并为陆德明所注音义。《周礼注疏》卷三十三《职方氏》陆德明原注文为：“长子，丁丈反。长子，县名，属上党。”这里陆德明的读音很肯定。《左传》文见襄公十八年，陆德明注曰：“长，丁丈反，或如字。”这里他又两读，所谓“或如字”即又读“长短”之长。凡“长幼”之长，陆德明一律读“丁丈反”，如《周礼注疏》卷三十一“凡群有司皆以齿，此之谓长幼有序”，陸德明音义曰：“長，丁丈反。”《春秋左传注疏》卷二“且夫贱妨貴，少陵長”陸德明音义曰：“長，丁丈反。”为什么是“丁丈反”而不是“知丈反”呢？宋·毛居正《六经正误》卷五辨证曰：“官長，丁丈反，此吳音也。案《尚书·囧命》‘太仆长’，音誅丈反；《毛诗·卫风·雄雉篇》‘长幼’，音张丈反；《礼记·曾子问篇》‘賔长’，音知丈反。当从此三音。蓋正音诛与朱同，张与章同；知与支同。长幼之長音与掌同。后皆然。”
又《水经注》卷十：“尚子即长子之异名也。”
明·朱載堉《乐律全书》卷二十二附录《羊头山新记》云：“《竹书纪年》云‘梁惠成王十二年，郑取屯留尚子。'屯留即纯留，尚子即長子，古音相近互用，无关于丹朱也。”这是反对长子与丹朱有关的古代学者之一，而且他对高平、长子羊头山与丹朱岭一带作过实地考察，似乎很权威，但他完全无视于民间传说的意见，显然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对一切民间传说不是绝对地历史化，就是贬为不雅驯的俗恶之谈，是不足取的。况且“长幼”之长属知母养部韵，尚属禅母漾部韵，一在上声，一在去声，相去甚远，何以说是“古音相近互用”呢？就算是“古音相近互用”，怎么就可以由此得出“无关于丹朱也”的结论呢？
〔3〕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济南，齐鲁书社2000年五月《二十五别史》版，134页。
〔4〕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338页。此条材料又被罗泌收入《路史》卷二十七：“長子，紂太史辛申（甲）国，今潞之长子县，《纪年》之尚子也。”
〔5〕《明一统志》卷二十一载：“熨斗台，在长子县治北。相传丹朱所筑，以形似名。上有神农庙。”《山西通志》卷一百六十五：“神农庙在（长子县治）北二百步熨斗台上，今名北高庙。金大定四年建，明天顺三年、国朝顺治十八年，胥重修。世传帝至羊头山得秬黍。岁三月十八日，有司致祭。”其台经地质专家考察，确为人工夯筑，非自然形成。北高庙之称盖始于金大定四年于台上建神农庙时。原称熨斗台，盖俗间以其形似熨斗。然丹朱建此台的目的，尚须考证。
〔6〕《尚书·尧典》：“帝曰：‘畴咨若时？登庸。’放齐曰：‘胤子朱，启明。'帝曰：‘吁！嚚讼，可乎？'”康熙十七年由康熙帝主持并撰写序言，由库勒纳、叶方蔼主编，朝臣五十八人参与编撰的《日讲书经解义》卷一（四库全书本）对这段话的讲解很清楚：“此一节书是求总治之职也。畴，解作谁。访问曰咨，任用曰庸。放齊，臣名。朱，丹朱，尧之嗣子。啓明，开明也。吁，叹其不然也。言不忠信曰嚚，争辩曰訟。帝尧问群臣曰：今日者风气渐开，人文已著，裁成辅相，当尽其道，经纶调燮，务得其人，谁能为我访求顺时为治之人，进而用之，以任斯职也？放齐对曰：帝之嗣子丹朱，心性开通明哲，可以登用。尧叹其不然曰：吁！丹朱为人，口不道忠信之言，又好与人争辩曲直，有开明之才，用之于不善，若人而使之秉掌国钧，方将作聪明以乱旧章，岂可登用乎？”《尚书·益稷》：“无若丹朱傲，惟慢游是好，傲虐是作。网昼夜頟頟，网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日讲书经解义》卷二云：“此一节书是禹进戒帝舜以德之不可不修，而帝舜答其意也。頟頟，不休息之狀；殄，绝也；世者，继世相传之业也……禹曰：人君当勤于修徳，不可如帝尧子丹朱之骄傲。盖傲为众恶之本，此心肆然无忌，惟惰慢佚游是好，傲狠暴虐是作，无昼无夜，頟頟然纵欲不休，行事悖理，如无水行舟；又朋比小人而淫乱于家，不治国事，故不得继帝尧之天下，以绝其世。”其中“网水行舟”，《孔传》曰：“丹朱习于无水陸地行舟。”则丹朱又是个力大无比的人。古代其他学者的注解亦大体如此。可见丹朱其人品行之一般。按本文所引《尚书》文字皆以阮刻《十三经注疏》为主（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影印本），校以《尚书》学专家周秉钧先生所著《尚书易解》（岳麓书社1984年1月版）。周秉钧以为今本《尚书》之《益稷》篇乃为晚出《孔传》从完整的《皋陶谟》中析出，“则纯朴不完矣”。所以他的《易解》一书将《益稷》篇合于《皋陶谟》。又“无若丹朱傲”一句，《史记》引文前有“帝曰”二字。
自从班固《汉书·律历志》引《帝王世系》言“尧使丹朱出就于丹渊”而后，后世学者多言尧子名朱，丹乃是其封国之地名（详下注〔8〕）。但《尚书》孔传则认为《尧典》所言之“朱”非尧子丹朱，而是一个叫“胤”的小国之君、爵位是“子”、名为“朱”的人（“胤，国；子，爵；朱，名。”）。所以孔颖达疏曰：“有胤国子爵之君，其名曰朱。”孔颖达并且作了一番考证，说明夏时有胤侯（详见中华书局影印阮刻本《十三经注疏》第122页）。这个意见古代学者多不从。如宋·林之奇《尚书全解》卷一：“孔氏云‘胤，国；子，爵。'唐·孔氏遂以胤侯，命掌六师胤之舞衣为证，夫虞书上采尧事，为《舜典》张本，则必推本舜之所以得天下于尧，使朱果胤国之君，则其事不应载之《尧典》，其文全无所系也。《史记》作‘嗣子丹朱'，其说是也。盖尧将禅位，访于群臣，放齐以常情揆之，父子相传，古今之通义也，故以胤子为对。正如汉文帝欲举有徳，以陪朕之不能，有司请曰：‘子啓最长，敦厚宽仁，请建以为太子。'正此意也。”（四库全书本）当然，林之奇所据之见解（“父子相传”）未必就对，但我们看放齐推荐丹朱的理由（“启明”即《史记》所翻译的“开明”），也是符合原始民主制度原则的。关键是如何理解“胤子”。《孔传》与孔颖达的疏解根据不足，如是胤国之君，必有与其所推荐的能力相应的事迹，但未及只字。而尧的反应很快，且立即说了这人的恶德，显然他们对此人都很熟悉。所以这“胤子”应是尧的儿子，而非国名子爵之君。少数学者亦有从《孔传》和孔疏者，如明·马明衡撰《尚书疑义》卷一：“胤子，注家作‘胤，国；子，爵。'似为順。蓋方求人任事，廷臣举各臣以答，如共工与鲧，皆连言之，未必是尧之嗣子。今只以朱字，遂以為丹朱耳。然胤子、共工、鲧三人者，皆当时之杰，其才想皆可用，使在当今之时，可以为天下之伟人矣。惟圣人取其德，不取其才，故毕竟皆无所用。”他的根据也不过是放齐推举时，把丹朱与其他两人“连言”，为什么“连言”就不是尧的儿子丹朱？不能用后世家天下的帝王统治经验去框史前时代的情形。
又《益稷》篇云：“夔曰：‘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祖考来格，虞宾在位，群后德让。”其中的“虞宾在位”，孔传以为“丹朱为王者后，故称宾。”即舜把丹朱当作宾客，而不把他当作臣子对待。这是古代的习惯礼俗，即前代帝王的后代，新王朝往往以宾客待之。孔颖达的注疏是疏解《孔传》的，当然是赞成孔传的说法了。其后，学者多从其说。如宋·苏辙《书传》卷四、宋·夏僎《尚书详解》卷五、宋·袁燮《絜斋家塾书钞》卷三、宋·陈经《尚书详解》卷五、宋·魏了翁《尚书要义》卷五、元·呉澄《书纂言》卷一、元·陈师凯《书蔡氏传旁通》卷一下、明·胡广等撰《书经大全》卷二，皆同此说，今不俱举。那就是说，丹朱曾经有一段时间很被舜和禹所尊重。但这尊重恐怕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丹朱毕竟是尧的儿子，即使是在原始民主时期，舜代替尧做了天子（实际上恐怕是大部落联盟的首领），对老首长的儿子自然是应该尊敬的；二是丹朱毕竟因尧的关系而有一定的号召力，也就对舜、禹产生一定的威胁，他们对丹朱的态度肯定是小心的。所以，后世曾传言舜不但“放丹朱”，且“放尧”，而且“囚尧”、“囚丹朱”（详下文所引古本《竹书系年》）。
〔7〕明·朱载堉撰《乐律全書》（四库全书本）卷二十二附录朱载堉所撰之《羊头山新记》一文，详细记录了他实地考查羊头山的有关地形、地貌及相关传说。这里的引文即取于《羊头山新记》。
〔8〕尧母为帝喾四妃之一，曰陈丰氏。而《诗经·大雅·生民篇》孔颖达疏引《大戴礼·帝系篇》曰：“帝喾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上妃有邰氏之女曰姜嫄，而生后稷；次妃有娀氏之女曰简狄，而生契；次妃陈锋氏之女曰庆都，生帝尧；下妃撃訾之女曰常仪，生挚。”孔氏又说：“《家语》、《世本》其文亦然……司马迁为《五帝本纪》皆依用焉。”今查清·沈廷芳《十三经注疏正字》卷四十五作“次妃陈丰氏之女曰庆都”，注云：“丰，《大戴記》作锋。”明·陈士元《论语类考》卷七亦作“陈丰氏”。此外，宋·罗泌《路史》卷二十《後紀》、卷二十九《国名纪》、宋·赵汝愚編《宋名臣奏议》巻二十七载范祖禹《上宣仁皇后论纳后宜先知者四事》文、《山西通志》卷六十一、《文献通考》卷二百五十三、五代·马缟《中华古今注》卷下、《艺文类聚》巻十一、《太平御览》卷八十（以上并为四库全书本）等书并作“陈丰”，齐鲁书社2000年5月版标点之《二十五别史》本《帝王世系》则据孔颖达疏改为“陈锋”。其标点本亦作“陈锋”，而《史记·五帝本纪》则作“陈酆”。
〔9〕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卷一：“又按《新唐书·艺文志》有《尚书逸篇》三卷，为晋徐邈注，宋初犹存，李昉等修《太平御览》曾引用之。余约见其四条：其一条重出，其三条云：‘尧子不肖，舜使居丹渊，为诸侯，故号曰丹朱。’又：‘嗚呼！七世之庙，可以观德。'又：‘太社惟松，东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天子社广五丈，諸侯半之。'余窃谓‘子不肖，舜使居丹淵'云云，即本《汉书·律历志》‘尧让天下于虞，使子朱处于丹渊，为诸侯'；‘嗚呼！七世之庙，可以观德'，即用《吕氏春秋》引《商书》曰‘五世之庙可以观怪’，而易‘五'为‘七'、‘怪'为‘德'，亦同《孔传》‘太社惟松'云云，即用《白虎通德论》引《尚书》曰‘太社惟松'五句，而下连‘天子社广五丈'，乃别出《春秋》文义。以所见如此，则所不见者，谅亦多傅会可知矣。余故曰此齐梁间好事者为之也，而又假托晋儒者徐邈注以自重。嗚呼，事莫大于好古，学莫善于正伪。韩昌黎以识古书之正伪为年之进，岂欺我哉！”
〔10〕元·陈师凯《书蔡氏传旁通》卷一下：“汉志：尧处子朱于丹渊，为诸侯。丹，朱之國名也。見《前汉·律历志》。”元·朱祖义《尚书句解》卷二注云：“《汉书·沟洫志》云：尧禅舜，朱处丹，为诸侯。则朱是名，丹是所封之国。”（其中《汉书·沟洫志》，乃《律历志》之误）历代学者多同意此说，今不俱举。
〔11〕文见济南齐鲁书社2000年5月版《二十五别史》之《古本竹书纪年》1页。《今本竹书纪年》云：“帝使后稷放帝子朱于丹水。”王国维《疏证》引《山海经·海内南经》注引古本《纪年》及《史记·五帝本纪》、《高祖本纪》正义文。（《二十五别史》之《今本竹书纪年疏证》45页）按《古本竹书纪年》“帝朱”应为“帝子朱”之误。
〔12〕丹朱母亲的名字亦说法不一：《史记》正義：“《帝王纪》云：‘尧娶散宜氏女曰女皇，生丹朱。”《路史》卷二十《后纪》十一：“帝初取富宜氏。曰皇。生朱。”注曰：“皇即女皇。《世本·帝系》、《汉书》等云：‘女皇生丹朱。'《帝系·人表》作散宜氏，缪。尧三妃一后，或云即中山夫人。雷泽县西五十歩有中山夫人祠，云尧之四妃。张谓舜庙碑谓尧、舜皆娶一姓也。朱即嗣子朱。《说文》引《虞书》作丹絑，《御览》、《世纪》：“女罃生丹朱。'非也。安国以嗣子朱别一人，妄。”《山西通志》卷六十一认同此说。
〔13〕元·金履祥《資治通鉴纲目前编》：“《路史》曰：‘帝尧之子十，其长号监明，先死，监明之子式，封于刘，其后有刘累，事存《汉纪》。”清·秦蕙田《五礼通考》卷一百七十八以为尧的其他儿子也必定各有自己的封地。
〔14〕明·马明衡撰《尚书疑义》卷一：“尧以诸侯升為天子，亦不知当时立庙之制何如，追王之礼，至周始有。唐、虞事尚简略，或尧虽为天子，而立庙则只尽其尊奉之礼。尧崩之后，则使尧之子孙尊奉之耳。若尧之自庙，又自不同。朱子以为尧当立庙于丹朱之国，谓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愚则以为丹朱为尧之子，岂得不立尧之庙？然舜受尧之天下，虽非后世之比，亦安得而不祀尧乎？蓋古者道统即君统，道之所在而位属焉，位之所在而道存焉。”王夫之《尚书稗疏》卷一曾力辩关于舜是否把尧庙建于丹朱封地的问题，但他所论在于舜是否把丹朱当作“虞宾”，并无关丹朱自己是否建尧庙的问题。
《山西通志》卷十九《山川三》：“（长子）丹朱岭在县南二十五里，岭南十五里为高平界，旧志称丹朱陵。《山海经》：‘苍梧之山，舜葬于阳，丹朱葬于阴。'《括地志》：‘丹朱故城在邓州内乡县。'而内乡亦有丹朱墓。《九域志》：‘邓有丹朱冢。'相州之永和镇又有丹朱陵。山西浮山县为丹朱食邑，而平阳府及阳城县皆有丹朱墓。《府志辨疑》曰：‘陵為水溜其中，甚大，有古器，非唐虞制，大类秦汉以下物。此必尧暄父子之墓，而误以为丹朱陵也。或又曰岭土皆赤色，故名丹朱岭。'丹朱城，相传丹朱筑，县治西南，今废址少存。《唐十道圖》：‘尧长子丹朱所筑，古长子县治在此。后燕慕容垂修筑。’朱虛有丹山，丹水出焉，东丹、西丹二水。近有长阪远峻，为之行军陂。古记传为丹朱迹。”这里当然还只是关于丹朱传说的一部分。其中所谓“丹山”，显然不是“丹陵”。
〔15〕《史记·五帝本纪》：曰：“尧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于是乃权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尧曰‘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清·朱鹤龄《尚書埤传》卷三：“罗景纶曰：‘尧不以天下与丹朱，而与舜，世皆谓圣人至公之心，知爱天下，而不知爱其子。余谓帝尧此举固以爱天下，尤以爱丹朱也。若使傲虐之资轻居臣民之上，则毒逋四海，不有南巢之放，将来牧野之诛，尚得谓爱之乎？尧、舜之于子，亦贻之以安耳。”
〔16〕《孟子注疏》卷九上：“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备以事舜於畎畝之中。”汉·赵岐注曰：“帝，尧也。尧使九子事舜以為师，以二女妻舜。”明·陈士元《孟子杂记》卷四：“赵註‘尧使九子事舜以為師'。又云：‘《尧典》有二女，不见九男。'按史传皆言丹朱庶弟九人。《莊子》、《尹子》、《吕览》并云尧有十子，而《淮南子》亦云尧传舜，属以九子。韩愈《孟子註》云，九男，卿大夫旅人之子也。”《史记·五帝本纪》《索引》引皇甫谧《帝王世纪》云：“尧娶散宜氏之女，曰女皇，生丹朱。又有庶子九人，皆不肖也。”《隋書》卷六十九：“古圣帝明王皆不能移不肖之子，黄帝有二十五子，同姓者二，余各异德，尧十子，舜九子，皆不肖。”《绎史》卷十：“《尸子》：‘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国。尧闻其贤，徵之草茅之中。与之语礼乐而不逆；与之语政，至简而行；与之语道，广大而不穷。于是妻之以媓，媵之以娥，九子事之而托天下焉。”《路史》卷二十一：“初，尧在位七十载矣，见丹朱之不肖，不足以嗣天下，乃求贤以巽于位。至夢長人……妃以盲娅、以罃，以观其内，九子事之，以觀其外。”《路史》卷三十七：“尧知天下之将爭且乱，而欲以遜禅，示天下后世之标则，久矣其非一日也，岂唯其子之不肖哉！朱而不肖，九子而俱不肖乎？且舜之未见也，其遜固非一人矣。”其中独韩愈说九男非指尧之子，但未言所据。我们宁可相信先秦著作中的材料，确信尧之子并非丹朱一人。又，上书所引诸资料，即包括司马迁所谓“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的一些材料在内。但主要的不是指这一点，详见本论最后一节。
〔17〕《汉书·律历志》：《唐帝帝系》曰：“帝喾四妃，陈丰生帝尧，封于唐。蓋高辛氏衰，天下归之。木生火，故为火德，天下号曰陶唐氏。让天下于虞，使子朱处于丹渊，为诸侯。即位七十载。”阎若璩《四书释地续》：“丹朱，《集注》止云尧之子，未详。《汉律历志》引《帝系》曰：‘陶唐氏让天下于虞，使子朱处于丹渊，为诸侯。'丹渊虽有范汪《荆州记》、魏·王泰《括地志》各言所在，恐未足据信，蓋世远也。因思尧在位七十载，放齐曰‘胤子朱啓明'，夫止曰朱，未有国也。及后三载，荐舜于天，朱始出封丹，故有丹朱之号。其避尧之子，则以朱奔父丧，在平阳耳。丹朱貍姓，在周为傅氏，見《国语》。”阎氏仍肯定丹渊说，但对丹渊的具体地点以为范氏、王氏之说不足据信；又以为封丹朱者非尧，而是舜。
〔18〕《元和郡县志》卷二十九“江南道”之池州所属至德县：“尧城在县南四百里。”这是江南的尧城。
《明一统志》卷二：“尧城，在完县南，相传唐尧所筑。”这是河北完县的尧城。
《大清一统志》平陽府：“唐尧城，在岳阳县东北八十里，相传尧时所筑。今有唐城堡。”这是山西古岳阳县之唐尧城。同书平阳府又云：“尧城，在永济县南。《水经注》：尧山上有故城，世曰尧城。《元和志》：在河东县南二十八里。”
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卷七：“又按蔡沈：‘尧初为唐侯，后为天子，都陶，故曰陶唐。'尧为天子，实先都吾晋阳，后迁平阳府，从不闻有都陶之事，真属臆语。即书疏、左氏、杜注、孔疏，亦不確，惟《汉书》臣瓚注：‘尧初居于唐，后居陶，故曰陶唐。'师古曰：‘瓚说非也。'许慎《说文解字》云：‘陶邱，再成也。在济阴。《夏书》曰东至陶邱，陶邱有尧城，尧尝居之，后居于唐，故尧号陶唐氏。'斯得其解矣，吾欲取以易蔡沈。”这是陶邱的尧城。清·胡渭《禹贡锥指》卷二对此说进一步认同。
清·胡渭《禹貢锥指》巻三：“……冀域信都郡及邺郡之内黄、尧城、临河。”注云：“内黄、尧城二县故城并在今内黄县界，临河故城在今滑县北。”这是河南内黄附近的尧城。
清·蔣廷锡《尚书地理今释》（不分卷）：“陶唐，郑康成《唐诗（谱）》云：‘唐者，帝尧旧都之地，今曰太原晋阳是，尧始居此，后乃迁河东平阳。'汉晋阳县，今山西太原府太原县也，又《汉书》颜师古注云：‘陶丘在济阴（原注：“今山东兖州府定陶县。”），有尧城，尧尝居之，后居于唐，故尧号陶唐氏。'按《汉书》臣瓉注：‘尧初居唐，后居陶，故曰陶唐。'师古曰：‘瓉记（说）非也。尧不闻有居陶之事。蔡沈仍瓉说，以尧初为唐侯，后为天子，都陶，故曰陶唐。不可從。”这是山东兖州之尧城。
《路史》卷三十六《發揮》五：“小成阳以山得名，乃尧葬所在，有尧之（墓）故名焉。即庸俗所谓囚尧城者。抑尝订之：盖其遯位之后，作游于此。此宵人所以得迹其近似，而诬焉。”注曰：“鄄城东北五里有尧城。《竹书纪年》以为尧之末年，德衰，为舜所囚，在是，演义囚尧城。在相之汤阴。又濮阳有偃朱城，在鄄城西北十五里。《竹书》谓舜既囚尧，偃塞丹朱于此，使不得见。《寰宇记》以载言所录，不欲去。苏鹗謂是丹朱息沐之所，非塞之。《瑣语》云，舜放尧于平阳。而《山海经》‘放勋之子为帝丹朱'，故刘知几疑舜既废尧，仍立其子，俄又夺之。而又谓任昉記朝歌有狱基，为禹囚虞舜之宫。《竹书》而谓让国为虚语。荒矣。”这是山东鄄城之尧城。
《路史》卷四十三《餘論》六：“晋阳县北二里，亦有故唐城，云尧所筑，即爕父之所徙。而河北县南百二十八又有故尧城。《九域志》威勝軍之臨漳城，《风土记》亦云尧筑，而邢之尧山县，汉之柏人西十二有南蛮古城，今相有古柏人城。《九域记》引《世纪》为尧都。县东北二十二有柏乡城，故与赵都柏乡县东西中分。《城冡记》言尧所置，有尧庙，谓尧登此，览洪水、访贤人者。又河东之南二十八，亦有尧山，上有尧城，《水经》以为唐尧所理。而雷首亦謂之尧山，有尧祠。唐之尧山，亦有尧祠。张朏《齐地记》以为巡狩所登。而河清西南八十五、瑕丘東南七里，洙西与滑之灵祠，皆有尧祠。上党长子亦有尧水、尧祠。《集古录》记尧祠碑二，皆在济阴。《九域志》济阴乃今有尧沟。而《九州志》曹为尧庙，尧之所开而名。若《寰宇》所記，尧迹尤多，尧、舜之祠，天下不胜多矣。”……可见，宋人罗泌早就注意到这个问题了。
〔19〕“徐才《国都城记》”应为“徐才《宗国都城记》”。《史记·五帝本纪》张守节《正义》引徐广云：“……号陶唐。《帝王纪》云：‘尧都平阳，于《诗》为唐国。'徐才《宗国都城记》云：‘唐国，帝尧之裔子所封，其北帝夏禹都，汉曰太原郡。在古冀州太行、恒山之西。其南有晋水。'”（《御定历代纪事年表》卷一引文正作“徐才《宗国都城记》”）
〔20〕清·浦起龙《史通通释》卷五：“《淮南·修务训》‘尧眉八采'，髙诱注：‘尧母庆都出观于河，有赤龙负图而至，奄然阴云，尧生，眉有八采之色。'”清·倪涛《六艺之一录》卷三十五：“……本《春秋合成图》，谓庆都生于斗維之野，常在三河东南，天大雷电，则血流润大石之中，生庆都，为黄云覆盖，蔑食不飢。许慎尝为之论曰：‘尧亲庆都，盖天帝之女，寄伊长孺家，年二十九，无夫，出观于河，有赤龙负图而至，曰：赤龙受天之图，有人赤衣、光面八采、鬓髯长赤，命帝起城元宝。及生尧，视如图。故眉有八采之色。'”文中所引许慎之说，明·顾起元《说略》卷七已引，文与此同。但顾氏却认为这是汉人“尚谶纬”的附会之说，且言尧既为帝喾之子，怎么能说尧母庆都到二十九岁无夫而生尧呢？（“尧为帝喾子，岂为无父”）进而认为是汉人为了确认刘邦作为帝王的神圣或神异之地位，编造了这番神话——刘邦亦为赤帝之子，为尧之后代。我们认为，尧作为父系氏社会阶段的首领，还残留母系氏社会的习俗，是完全可能的，因而无父之说，也就不为奇怪。当然，所谓与龙交合而生尧的传说，可能参揉了汉人谶纬之说的虚拟和想象，但也不能排除那是古老传说的遗留，正好为汉人的谶纬之说所利用。这一点可以用司马迁作《史记·高祖本纪》来证实：“高祖……父曰太公，母曰刘媪。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暝，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这与古史关于远古帝王降生包括尧母生尧的传说毫无二致（详下文）。而谶纬之说盛于东汉，司马迁时尚无所谓“谶纬之说”。这就证明尧时还有母系氏社会风习的留存。关于男女“野合”问题，在汉初起码在司马迁的心目中，大约并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是一件神异甚至神圣之事，所以关于孔子母亲孕、生孔子，司马迁也毫无忌讳地书于《孔子世家》开头：“野合而生孔子。”至今山东、辽宁（其汉人多从山东迁移者）民间还流传这样一句话：“杂种出好汉。”司马贞《索引》, 曰：“按：高祖刘累之后。”而刘累则是丹朱之后（见前文），则高祖也就正是尧的后代。至于许慎之论，或出于高诱之注和谶纬之书。
〔21〕古者迁移带走地名的情形，閻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卷六下有一段关于春秋时齐国都城迁移的论述，亦可资证：“按蔡传莱、夷，引颜师古曰：莱山之夷，齐有莱侯，萊人即今莱州之地。余因悟《齐世家》‘封太公于营邱，营邱边莱，莱侯与之爭营邱。莱人，夷也。'则当在今昌乐县东南五十里营邱城。《班志》：‘北海郡营陵县下。'应劭注‘师尚父所封'，是也。至临淄县西北二里，有营邱城，齐献公所徙。《班志》齐郡临淄县下自注'师尚父所封'，非也。盖地本临淄，亦复谓之营邱者，犹晋迁于新田，而仍谓之绛，楚迁于鄀，而仍谓之郢。班氏又言，临甾名营邱，终属，认为一地，亦非。献公先一世胡公，都薄姑，薄姑在今博兴县东南。《括地志》云，青州博昌县东北六十里，则县治徙矣。窃以言齐三都者取徵于此。”
〔22〕关于“唐”最初是在晋阳，还是在临汾，是从汉代起就有争论的。其中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唐为平阳不可怀疑，而太原晋阳称为唐也不可怀疑，这两者孰先孰后？二是叔虞封于唐是不可怀疑的，可是因何而又改为晋？下面这些材料可以看出古人的不同意见和猜想。
郑玄与臣瓒、应劭的意见就不相同。郑玄《毛诗谱》：“唐者，帝尧旧都之地，今曰太原晋阳是。尧始居此，后乃迁河东平阳。成王封母弟叔虞于尧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晋水，至子燮，改为晋侯。”孔疏曰：“成王封母弟于尧之故墟也，地名晋阳是也。南有晋水。《地理志》云：唐有晋水，叔虞子燮为晋侯。是燮以晋水改為晋侯。蓋时王命使改之也。皇甫谧云：尧始封於唐，今中山唐县是也。后徙晋阳。及为天子，都平阳。于《诗》为唐国。则唐国為平阳也。《汉书音义》臣瓚案：‘唐，今河东永安是也。去晋四百里。'又云：‘尧居唐，东于彘十里。'应劭曰：‘順帝改彘曰永安。'則瓚以唐国为永安。此二说《诗》之唐国不在晋阳，燮何须改為晋侯？明唐正晋阳是也。”其中也提到晋皇甫谧以为唐为河北唐县的观点。孔颖达问得好：“唐国不在晋阳，燮何须改為晋侯？”古人没有回答，现在可以明确地回答了：就因为平阳地区有晋水，而且还是两条！
宋·王应麟《诗地理考》卷二引曹氏曰：“意唐叔受封之始，实在永安，至子燮徙居晉水之阳，后人遂以晋阳为唐之故国欤？”曹氏的推测是对的，但也因他没有找到改为晋的根据，不知道在平阳有晋水这个事实，也就只能是一种推测，当然不能引起学术界的注意。现在我们应该说，“子燮徙居晉水之阳”的那条晋水，是因为子燮迁移到这里以后，为怀念故地而把那条河命名为晋水的。同书同页引《括地志》：“故唐城在并州晋阳县北二里”，自注曰：“尧筑也。”又引徐才《宗国都城记》：“燮父徙居晋水傍，唐城即燮父初徙之处。”（原文为“国都城记”据《史记·五帝本纪》正义补“徐才宗”三字）。以理推之，修建晋水旁唐城的人，可能是子燮，是为了纪念他这一支周王室所封之地；也可能是刘累之后人，而刘累则是丹朱的后代，他或他们修建唐城则是为了纪念他们的祖先帝尧。从下面的材料可以看出，命名晋阳为唐的是刘累之后，改唐为晋的是子燮。
雍正版《山西通志》卷一百七十六：“两《汉书》注、《帝王世纪》及《左传》杜注、《通典》等书皆谓晋阳为叔虞封地，且以晋水为证，后人遂沿而不覈。按《史记·晋世家》‘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于今翼城为近。”《通志》的这个说法之所以仍然没有引起古代学术界的重视，就因为他没有指出平阳地区的晋水。
宋·王应麟《诗地理考》卷二：“《诸侯谱》云：‘晋穆侯迁都於绛，孝侯改绛为翼。”注云：“故翼城一名故绛，在绛州翼城县东南十五里。《左传》注：‘翼，晋旧都，在绛邑县东。’”这条材料非常重要，翼城本是绛城，而翼城就有两条河，一为晋水，一为唐水。还有故唐城的遗址。所以，元人宋克笃才认为翼城才是真正的叔虞封地唐，也就是尧的兴旺之地唐。从而也可以说明子燮改唐为晋的最后根据，说明春秋时的晋国为什么把首都一直设在绛。
按：《史记·晋世家》于“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之下，《正义》引《括地志》云：“故唐城在绛州翼城县西二十里，即尧裔子所封。《春秋》云夏孔甲时，有尧苗裔刘累者，以豢龙事孔甲，夏后嘉之，赐氏御龙，以更豕韦之后。龙一雌死，潜醢之以食夏后；即而使求之，惧而迁于鲁县。夏后盖别封刘累之孙于大夏之墟为侯。至周成王时，唐人作乱，成王灭之，而封太叔，更迁唐人子孙于杜，谓之杜伯，即范匄所云‘在周为唐杜氏'。按：鲁县，汝州鲁山县是。今随州枣阳县东南一百五十里上唐乡故城即是。后子孙徙于唐。”（引《史记》文俱依中华书局校点本1636页改补）。其中之所谓“大夏之墟”，实即太原之别称也。
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卷七：“按杜氏《释例》云：‘晉、大卤、大原、大夏、參虚、晋阳一地而六名。'余谓尚不止此。昭元年曰‘唐'，定四年曰‘夏虚'，《晋语》曰‘实沈之虚'襄二十四年曰‘陶唐'，杜注：‘尧所治地，大原晋阳县。'《世本》曰‘鄂'，宋忠曰：‘鄂地，今在大夏。'《诗谱》曰‘尧墟'，康成曰：‘成王封母弟叔虞于尧之故墟，曰唐侯。又六名皆是也。”就是说，晋、大卤、大原、大夏、参虚、晋阳和唐、夏虚、实沈之虚、陶唐、鄂、尧墟这十二个地名其实都指今之太原。但从张守节《正义》所引《括地志》的材料看，晋阳之所以称为唐，并不是因为尧曾经在此建都，而是“夏后别封刘累之孙于大夏之墟”。而刘累所封之鲁，也不是山东之鲁，却是河南、湖北交界处的随州。
清·顾镇《虞东学诗》卷四：“考叔虞封唐，子燮改晋。后三世，成侯徙曲沃，今绛州之闻喜县是也。八世穆侯徙绛，今平阳府之翼城县是也。十世昭侯以曲沃封桓叔，十一世孝侯改绛为翼（原注：杜預云：翼，晋旧都，在平阳绛邑县东。孔疏谓昭侯以下徙翼，误也。）至曲沃武公灭翼而都之，仍名为绛，其子献公又城绛，以深其宫，即此翼也。后景公迁于新田，亦名为绛，今平阳府之曲沃县是也（原注：非春秋时曲沃。）而翼城之绛，又为故绛。此唐国都易地易名之大略也。”这个叙述大略不错，只是对叔虞始封之唐宥于前人之说，未能辨正。
该卷顾氏又引《方舆纪要》：“平阳府翼城县，晋之故绛，县东南十五里有故翼城，疑即所谓唐城也。其为尧裔所封，于史无闻。”“尧裔所封”确“于史无闻”，然于传说有徵。为什么人们对司马迁对帝尧之“封地”唐的叙述视而不顾呢？
〔23〕汉·王充《论衡》卷十七《是应篇》：“儒者說云：觟塾者，一角之羊也。性知有罪，皋陶治狱，其罪疑者，令羊触之。有罪则触，无罪则不触。斯盖天生一角圣兽，助狱为验。故皋陶敬羊，起坐事之。此则神奇瑞应之类也。”宋·聂崇义《三礼图集注》卷三：“《唐志》云：法冠一名獬豸冠，以铁为柱，上施珠二枚。或曰：獬豸，神羊，取别曲直。楚王获之，故以为冠，秦灭楚，以其君服赐执法者，侍御史、廷尉、正监平皆服之。”宋·魏了翁《春秋左传要义》卷二十六：“古有獬豸兽，触不直者。故執宪以其形用为冠，令触人也。”清·惠士竒《礼说》卷十二：“或曰：獬豸，神羊。古者，決狱命触不直。”这大约是古代一种判案的方式，但从《尚书》所记载的情况看，皋陶时至少已经是帝尧的兴盛期。
〔24〕《尚书·尧典》：“帝（尧）曰：‘我其试哉！女于时，观厥刑于二女。'”周秉钧先生《尚书易解》曰：“刑，法也。”“从二女观其礼法。”（长沙，岳麓书社1984年11月版）在尧的晚年，制定了中国最早的刑法：“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史记·五帝本纪》以为这是舜的作为：“于是帝尧老，命舜摄行政天子之政，以观天命。舜乃……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接下来，就是舜为帝，命皋陶“作士”，即“狱官之长”（类似总法官或后来的刑部长官）。然则，皋陶又更晚矣。
〔25〕这个頴水疑即河南颍水之由来：许由洗耳，与巢父到上游饮牛的故事当发生在这一带，盖后来许由或巢父的后人南迁，将水名带到了河南。頴字亦从水为颍。
〔26〕按《山海经·北次二经》：“又北五十里曰悬瓮之山……晋水出焉，东流，注于汾水。”这个晋水应该是平阳晋水（而且翼城还有一条河也叫晋水）的再现名，即下文我们将要论到的尧从平阳北上，将平阳的晋水之名加到这里从悬瓮山发源的这条河。于是，晋之作为地名就从今晋南地区和晋东南地区扩展为整个山西的总称。我们还可以提出一个更为直接的证据，即春秋时的晋国，它的首都本来一直在绛县和新绛，并不是后来的晋阳和今之太原，何以称为晋？如果晋本来是晋阳或太原，离晋的起家之地不是太远了点吗？司马迁在《晋世家》中的意见我们没有理由改变。
《山西通志》卷四：“（临晋县）汉河东郡解县地。按汉置临晋县……应劭曰：‘临晋水，故曰临晋。'臣瓚曰：‘晋水在河之间，此县在河之西，不得云临晋水也。旧说曰秦筑高垒以临晋国，故曰临晋。'师古曰：‘瓚说是也。'”其实应劭的说法是有道理的。臣瓒说的晋水与应劭说的晋水不是一回事。解之晋水正是平阳之晋水也。这条河在唐代还称为晋水。《山西通志》卷三十：“《唐志》临汾东北十里有高梁堰，武德中引高梁水溉田，入百金泊，贞观三年为水所坏；永徽中，刺史李宽自夏柴堰引潏水溉田，令陶善鼎复治百金泊，亦引潏水溉田；乾封二年堰坏，乃西引晋水、澇水，即乌岭下黑水、潏水，即龙角山水，胥至高梁入汾。縣志：澇河，唐尝引入百金泊溉田，是合潏、澇為一也。而临汾澇水，源复出帝尧陵山麓，当即唐乾封二年所引之晋水耳。”《太平寰宇记》卷四十三：“河東道四、晉州，襄陵县，（州）东南二十六里，五乡，今六乡。本汉旧县也，属（河）东郡。魏正始八年，分河东、汾，北置平阳郡，以襄阳属焉。后以此地擒赫连昌，遂于白马城置擒昌县。高齐天保七年省，周平齐，自临汾县东北二十里白马故城移擒昌于今县焉。亦属平阳。隋初罢郡，置晋州。大业二年，改为襄阳县，以赵襄子、晋襄公俱陵于是邑，因以名县……黑山在县东四十四里，一名牛首，今名乌岭山，黒水出焉，亦名澇水。发源西流，入临汾县界。”
〔27〕清·胡渭《禹贡锥指》卷十一上于“厎柱析城至于王屋”下引孔颖达《正义》曰：“《地理志》云：‘析城在河东濩泽县西，王屋在河东垣县东北。'……濩泽今为山西泽州之阳城县，其故城在县西三十里。”以次计算，则春秋以前之阳城县治离平阳和翼城等晋南地区还要近三十里，只有一百七十里。
〔28〕清·朱鹤龄《禹貢长笺》卷九：“《汉地理志》‘弱水……与张掖河合'，《雍大记》‘张掖河，俗名黑河，北入亦集，乃海子，即古居延海。”宋·林之竒《尚书全解》卷十：“案《汉西域传》张骞所穷河源云：‘河有两源，一出葱岭，一出于阗，于阗在南山下，其河北流，与葱岭河合，东注蒲昌海，一名盐泽，去玉门关三百余里。'”朱鹤龄《尚书埤传》卷六：“若夫西北二虏，有柏海、青海、蒲类海、蒲昌海、居延海、白亭海、鲜水海，皆並海立称，其实众水汇为为大泽，非真海也。李吉甫辨北亭海，而曰河北得水便名海。斯说确也。”
〔29〕详见刘毓庆先生《晋东南及其周边神话与中国文化及文学中之精神》一文（2004年4月晋城召开的“先秦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学全国学术研讨会”论文），其中提出一个重要的文化发生与发展的“鸟巢”理论，这部分论述和关于晋东南文明发生发展的论述发表于《山西日报》2004年4月13日《黄河文化周刊》。
〔30〕吴澄文中所引《孟子》语见《孟子·告子篇》，详见下文。
〔31〕《新唐书》卷五十九《艺文志》有张说《洪崖先生传》一卷，《宋史》卷二百三《艺文》同，《通志》卷六十七有《洪崖先生传》一卷（张说撰），《洪崖先生别传》一卷。晉·皇甫谧《髙士传·序》云：“洪崖先生创髙道于上皇之代。”《江西通志》卷一百三：“洪崖先生得道，居西山洪崖。或曰即黄帝之臣伶伦也。尧时已三千岁。汉武帝时，有卫度世者，入华山寻父叔卿，见父绝壑中，与数人博戏。问为谁，曰洪崖先生与许由巢父也。”这个传说在江西，应与山西无关。
〔32〕《集韵》：“鸿通作澒。”《尚书注疏》卷十二：“淮夷并作难，延洪惟我幼沖人。”传曰：“凶害延大，惟累我幼童人。”孔疏云：“洪，大也.”宋·蔡沈《书经集传》卷一：“洪，大也。”《诗·商颂·长发》：“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毛傳》曰：“洪，大也。”《尔雅注疏》卷二《釋言》宋·邢昺疏曰：“《汉书》云‘典客，秦官。太初元年更名大鴻臚。'韋昭曰：‘鴻，大也。'”所以，鸿洞、洪洞，其义一也。
〔33〕许慎文中所谓“一曰下也”，读音jiàng（降落之降），是此字的另外一个意思。所以段注曰：“次别一义，洚与易、降音义同。”
〔34〕宋·陈耆卿《赤城志》巻二十五：“白龙潭，在县西二十五里，其上崇岩插空，云气澒洞。”《御选宋诗》巻十五选黄庭坚《岭云》：“吾居半山上，绕屋犹峻岭。举头即见之，坐卧作墙屏。忽复不可求，澒同云万頃……”此言乎云气弥漫无际也。盖云雾之翻涌，与波涛极其相似。
《畿辅通志》卷一百六引唐·张嘉贞《北岳恒山碑銘》：“岂止劈冀魏，截幽燕，拒洪河，撑大海，澒洞合沓，半天下之襟帶；嵯峨巉岩，一宇内之標格者也。”此言乎山势之高峻，且接天铺地之势也。盖山峰之连绵不绝，绝类波涛之奔腾汹涌。
《文选》卷十七王褒《洞箫赋》曰：“风鸿洞而不决兮，优娆娆以婆娑。”李注曰“鸿洞，相连貌。”此言乎清风与箫声一起，一阵阵连续不绝地吹送，包裹着整个空间，似乎永远也没有尽头。亦与波涛无际相类也。
〔35〕清·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卷四：“《史记》：‘周成王与弟叔虞削桐为珪，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请择日立叔虞。于是遂封虞于唐。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故曰唐叔虞。'郑氏《诗谱·唐》曰‘太原晋阳'，是也。唐叔子燮改為晉侯，燮曽孙成侯南徙曲沃，近平阳，其孙穆侯又徙于绛云。《史记》自成侯至穆侯，传五世。郑氏但曰其孙，略言之耳。《桓二年左傳》追序晋事曰：‘穆侯太子曰仇，其弟曰成師。惠二十四年，文侯卒，子昭侯封桓叔于曲沃。'文侯即仇，桓叔即成师也。惠三十年，晋潘父弑昭侯而纳桓叔，不克，晋人立孝侯。惠四十五年，曲沃庄伯伐翼，弑孝侯，翼人立其弟鄂侯。隱五年，曲沃庄伯以郑人、邢人伐翼。杜注：‘庄伯，成师子。翼，晋旧都，在平阳绛邑县东。'是年秋，王使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哀侯，鄂侯子也。桓八年春，灭翼。《史记》‘晋武公始都晋国'，即此。武公，庄伯子也。生献公。《左傳》庄二十六年夏，晋士蒍城绛，以深其宫。杜注：‘绛，晋所都也。'今平阳绛邑县。时即献公九年矣。按郑氏言绛，不言翼，意即指翼為绛。杜氏绛、翼两注，仍有微分。据《水經注》，澮水出祥高山，亦曰澮山，西经翼城南。《诗谱》言‘晋穆侯迁都于绛，孝侯改绛曰翼；献公又北广其城，方二里，命之為绛'是也。依此，则翼、绛為一地矣。杜云翼在绛东，郦云广其城，或者即一城而廓大之乎？劭注曰：‘绛水在绛西南。'又《水经注》：‘绛水出绛山西，北流注澮。'邑以山水得名，則其來旧矣。”
〔36〕宋·丁度等《集韵》卷七绛、降、夅、洚同在“四绛”部，宋·呉棫《韵补》卷四降、洚、绛、鸿同在“一送”部，金·韩道昭《五音集韵》卷十绛、虹、洚、洪同在“四绛”部，《钦定叶韵汇辑》卷一“東冬叶韵”收“绛”字，注：“《唐韵正》音红。”“洞”字注：“徒紅切。”同书卷三十二“送宋叶韵”部分收同、鸿、虹、绛、降、洚。明·顾炎武《唐韵正》卷十一：“绛，古巷切，古音洪。”清·毛奇龄《古今通韵》卷九绛、洚、虹三字同在“三声有入十七部”之中。
今文《尚书·大禹谟》：“帝曰：来，禹！洚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贤。”宋·夏僎《尚书详解》卷三：“洚水者，洪水之異名。《说文》洚、洪皆胡公反，二字義同。”又宋·蔡沈《尚书集传》：“洚水，洪水也。古文作降。《孟子》曰：‘水逆行谓之洚水。'盖山崩水洚，下流淤塞，故其逝者辄复反流而泛滥决溢，洚洞无涯也。”宋·袁燮《絜斋家塾书钞》卷一：“孟子曰：‘洚水者洪水也。'”宋·陈经《尚书详解》卷二、宋·胡士行《尚书详解》卷二、元·呉澄《书纂言》卷一等等，皆作如是说，今不具举。《孟子注疏》卷十二下《告子章句下》：“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于禹。'孟子曰：‘子过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为壑，今吾子以邻国为壑。水逆行谓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关于帝尧时代的洪水是古人普遍的说法，如《孟子·滕文公章句上》：“当尧之时，天下猶未平，洪水横流，氾滥于天下。”其他古籍所载，不俱举。据刘毓庆先生说，洪洞县南北两地读音不同，县南人读同，县北人则读动。那么，县南人还是保留了古音的。
〔37〕关于屯留县的绛水和漳水以及漳水由入黄河改道为单独入海（现在当入滹沱河入海），诸地志书说的很明白，今录之于下，并见屯留之绛水亦名洚水之不虚也。《明一统志》卷二十一：“绛水，源出盘秀山下，流经（屯留）县治北，又東流入州境，合浊漳水。”《山西通志》卷十九：“浊漳水，源出（长子）县西五十里发鸠山，流经刁黄村、石哲镇南李村，至县南五里，东北经交李村、漳河神村，隶境凡五十里。入长治西南三十里，名浊漳。又经屯留，至潞境西十五里交漳村，与绛水合流，名漳水。至襄垣西南十里甘村，合沁州所出漳河，又至县東北三十五里，合武乡漳河，东流经黎城县東北二十餘里，入河南林县界，与清漳水合。《括地志》：漳水一名浊漳水，源出潞州长子县西刁黄山。《地理志》：浊漳水在长子鹿谷山东，至邺入清漳。《唐奏议》：漳水能独达于海，请以为渎。章怀注《水经》曰：漳水源出上党长子县西发鸠山东，北至昌亭，与滹沱河合清、浊二水下流，至武安县南黍窟谷，合流为交漳口……《水经注》：浊漳水出上党县西发鸠山，东过其县南，又东，经屯留县南，屈经其城东，绛水注之。又东，经壶关县北（注：长治县东南有壶关故城），又东北，经潞县北，又东，经武安县南（注：今彰德府武安县西南有武安故城）。清漳水自渉县东南來注之，谓之交漳口（注：今涉县西北有涉县故城）。又东出山，经邺县西，至斥漳县南。《尚书》所謂‘覃怀底绩，至於衡漳'者也。胡渭《锥指》：‘河由邺东而北，漳从邺北橫流至肥乡、斥漳二县界入河。故郦氏以为《禹貢》之衡漳也。'今漳至渉县与浊漳合流，东经安阳、临漳，又东北经直隶成安县，入肥乡、曲周二县界。《禹貢》之漳、洚，尽于此矣。《水經注》所叙，自平恩以下曰漳、曰绛，皆后起之名，非《禹貢》之漳、洚也。《锥指》：‘河自宿胥口至列人、斥章之境，左会衡、漳，《经》所谓北过洚水也。'自此东北入海。及周定王时，河南徙，則衡、漳东出，循河故道而下，至东光县西，与大河合。王莽时，河益徙而南，漳水遂专达于海，故斥章以下《水经》通谓之漳水。东北历平恩、曲周、鉅鹿，经县南宫堂阳、扶柳、信都、昌成、西梁、桃县、鄡县下博乐乡、武强、武隧、武邑、東昌、弓高、阜城、乐成、建成、成平、浮阳，至章武、平舒入海。今言为彰德府之安阳，临漳广平府之成安、肥县、曲周、順德府之平乡、广宗、鉅鹿、正定府之南宫、新河、冀州保定府之束鹿，又正定府之深州、衡水、武邑、武强、河间府之阜城、献县、文安、滄州、青县、静海、天津。夫黄河经流，《尔雅》谓之徒骇，然则漳水即徒骇也。王莽始建国三年，河由千乘入海，漳自章武专达于海，而绛水、洹水、淇水、荡水、靑水胥入漳。”
〔38〕《禹贡锥指》卷十三中之下：“《水经注》：‘浊漳水出上党长子县西发鸠山（原注：《元和志》云在县西南六十五里），东经长子县故城南（原注：城在今縣西），屈从县东北流，陶水注之（原注：水自城北東注于漳），又东，经屯留县南，又屈，经其城东，东北流，有绛水注之。绛水西出谷（穀）远县东发鸠之谷，为滥水（原注：发鸠谷一名盘秀岭，又名方山、鹿渎山、盘石山。后魏《地形志》：蓝水出寄氏县盘秀岭南，北流入浊漳。《元和志》：绛水出屯留县西南方山，去县八十四里。《寰宇记》引《冀州图》，谓之鹿渎山。《屯留新志》：盘秀山在县西南九十里，一名盘石山。按《汉志》：上党有谷（榖）远县，在今屯留县界，寄氏故城在县西南七十里。蓝水即滥水，绛水之上源也。或分蓝、绛为二水，谓蓝出其阳，绛出其阴，非是）。东经屯留县故城南，东北流，入于漳。故桑钦云：绛水出屯留西南，东入漳也（原注：《地形志》：屯留县绛水，自寄氏界來，入浊漳，因名交漳。清·徐文靖《禹贡会笺》卷十一：张洎曰：洚水即浊漳也。字或作绛。《地理志》：上党屯留县，桑钦言，绛水出西南，东入海。郦注引此作入漳，云绛水发源屯留，下乱流漳津，与漳俱得通称也。”
〔39〕《旧唐书》卷三十九《地理二》：“晋州，隋临汾郡。义旗初，改为平阳郡，领临汾、襄陵、岳阳、冀氏、杨五县。其年改杨县为洪洞。武德元年改为晋州，分襄陵，置浮山县；分洪洞，置西河县。三年，置总管府。管晋、绛、沁、呂四州。移治白马城。改浮山为神山县。”又云：“武德二年，分襄陵置浮山县。四年，改为神山。以县东南羊角山神见为名。”《元和郡县志》卷十五：“神山县，本汉襄陵县地也。武德二年，仆射裴寂奏分襄陵县，置浮山县，属晋州。因山为名。至三年，因羊角山神人見，又改为神山县焉。”
〔40〕《山西通志》卷十八：“浮山在县西四十里，一名臥虎山，属临汾。《金志》：襄陵有浮山、汾水、潏水，蓋浮山本由襄陵析也。相传洪水时，山随水消长，故名。”这座山在帝尧大洪水时，可以想象挽救了多少人的生命。宋·祝穆撰《方舆胜览》卷一：“浮山在钱塘旧治东南四十里。苏子瞻奏状云：潮山东来，势若雷霆，而浮山峙于江中，犬牙错入，以乱潮水。”祝氏说的是钱塘的浮山，但可见“浮山”对付洪水的作用。只不过前者为历史传说，后者是写实。
〔41〕《山西通志》卷十八：“洪门岭在县东八十里。”（《钦定大清一统志·平阳府》同）。
〔42〕《山西通志》卷九：“漫天岭，（临汾县）东北五十里，与浮山县龙角山对峙，山形荒漫。”“山形慌漫”之处太多了，而称为“漫天”者殊奇，非高广与天相连，则必广大连接至天边，而这座山并无这个特点，何谓之“漫天”也？只有一个理由，即以此词名此山，记忆着那场可怕的洪水。
〔43〕清·胡渭《禹贡锥指》卷二：“《水经注》：‘汾水出太原汾阳县北管涔山……又南，经平陶县东，文水从西來注之。水出大陵县西山文谷，东到其县，屈南，到平陶县东北，东入于汾。'《元和志》：‘文水县本汉大陵县地，汾水经县东十五里，文水在县西。汉平陶县城在县西南二十五里，后魏改為平遙。'”《旧唐书》卷三十九《地理二》：“平遙，汉平陶县，后魏庙讳改陶為遙。”《山西通志》卷五十七：“今祁北四十里堯城，南五十里平陶，俱称帝尧始封地。相传县东六支村有帝行宮。”同书同卷：“文水县平陶城，西南二十五里，尧为唐侯时都此。”《山西通志》卷一百六十四：“文水县唐尧庙，在平陶村。旧志：尧为唐侯时都此。”《山西通志》卷一百七十六载李而洵《祁邑源流考》云：“昔禅通之叙五帝曰：太昊而后，炎帝继出，姓伊耆氏。盖以祁国伊、继国耆而称名也。黄帝握符，子二十五人，得姓者祁、已、滕、箴、任、荀、嬉、姑、懁、依、二姬、二酉，凡十四。故六一氏曰黄帝之子首食於祁，而世厥土。帝尧生於丹陵，徙於祁，故亦姓伊耆。殆依炎帝之旧与？载考《左》、《国》、《史》、《鉴》、《竹书》、《开山》等集所载佥同。且谓耆、祈、祁本一字，即太原府祁县。故今祁地北四十里曰尧城，南五十里曰平陶，均称帝尧始封地，则祁之封建，愈明矣。是古帝有五，而祁擅其三也。今祁東六支村，二帝行宮巍然具焉，其即當年遗址与？”
〔44〕明·陳士元《论语类考》卷七：“《路史》云：帝尧姬姓，帝喾之第二子也。母陈丰氏，曰庆都，生尧于丹陵，是曰放勋。年十有三，佐挚封埴，受封于陶，又改封于唐。年十六，以唐侯践帝（位），曰陶唐氏，都於平阳安邑。以火纪德，在位七十载。”这是个较被普遍承认的说法。
〔45〕《左传》文公二年：“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庙，跻僖公，逆祀也……尊僖公，且明见曰：‘吾见新鬼大，故鬼小。'”
〔46〕宋·罗泌《路史》卷十二《後紀三》：“炎帝神农氏，姓伊耆，一曰石年……母安登，感神于常羊，生神农于列山之石室……初，少典氏取于有蟜氏，是曰安登。生子二人，一为黄帝之先，袭少典氏；一為神农，是为炎帝。长于姜水，成为姜姓。其初，国伊，继国耆，故氏伊耆……谓木器液，金器腥，圣人饮于土而食于土，于是大埏埴以為器，而人寿。”原注曰：“陶冶之事，始于燧人，盖有人事則有之。若古圣人每创一事，必尽其变而后已。是故卦立則有贞悔占稽之事，室立则有宫隅门墙之制，穀艺而烹蒸杵铚之用兴，药尝而炮炙佐使之法起，槌轮为大辂之始，兜帽为轩冕之源，燔豕为柴望之滥觞，土鼓乃云门之拳石。理势之来，事有必至。此燧人出火，而陶冶燔炮之事有不待于后世也。《黄帝内传》言，黄帝始作陶，蚩尤作冶；《吕（氏）春秋》言，昆吾始陶冶。盖广之尔。此类尤多，宜考。”明·孫瑴編《古微书》卷十七：“《古史考》曰，伏羲作网，神农作市，作耒耜，黄帝作弩，作釜甑，舜作瓦棺、土堲，夏少康作箕帚，昆吾作瓦。”说法不一，以理推之（罗泌的推理也是如此），炎帝既发明了火，其用必广。所以，才说燧人氏发明了陶冶之器。然发现火而能利用火的人，应为炎帝神农氏无疑，所以，我们还是把陶冶的发明权算在神农氏的名下。
〔47〕清·徐文靖《管城硕记》卷四：“《水经》：河水又南，经陶城西，又南，过蒲坂县西。注曰：陶城在蒲坂城北，城即舜所都也。帝尧倦勤，游居於陶，世以尧為陶唐氏，盖由此也。”表面上看，这说法极有可能，因为这一带正属于帝尧首都平阳地区，离平阳也较近。但这里与丹陵、丹渊、丹水、丹源等毫无关系。
〔48〕《长子县志》卷二：“尧庙山，俗名潜山，在县南6·5公里，是磨盘山往北延伸的一条支脉，海拔1061米。山上原有尧帝庙、演教寺，都毁于战争。”北京，海潮出版社，1998年版，98页。
〔49〕今本《竹书纪年》云：“帝王之崩皆曰陟。”王国维《疏证》：“《韩昌黎集·黄陵庙碑》引《纪年》‘帝王之崩曰陟'。”见济南，齐鲁书社2000年5月版《二十五别史》之《竹书纪年》所附之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41页。
〔50〕今按王国维所引《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文校之中华书局校点本，游应作于。“作于”，就是“兴起于”（如淳注可证），如果把成阳（或城阳）定为山东济阴的成阳（或城阳），那就大成问题了：任何一部古籍都不曾一语道及尧是从山东某地兴起的。而这个说法更进一步证明，尧起家或发祥于长子的陶。从上文所引材料中，我们看到，一般学者多以为成阳在济阴，而如淳以为在定陶。我倒以为济阴之城阳，乃刘累或其后人封于鲁，为纪念或奉祀祖先而建立的新城阳。山东的定陶，亦当为此例。
至于刘累或其后代所封之鲁已见前注〔21〕，但鲁之为名，我以为与长子的阳鲁村应该有一定的联系——那一带是尧的起家之处，阳鲁应该与一个称鲁的山或水的地方有关：山之南、水之北曰阳。疑全国各地之所谓鲁者，皆源于此，但这与我们讨论的中心问题无关，可以放下不提，以待博雅君子矣。
〔51〕《古今韵会举要》卷六（元·黄公绍原編、熊忠举要）尧与遥、陶同在平聲下二萧韵，注云：“堯，倪么切，音与遙同。”《元和姓纂》卷五：“陶邱，帝尧子居陶邱，因氏焉。”《山西通志》卷六十四：“陶丘，帝尧子丹朱居陶丘，因氏。”《通志》的作者毫无理由地把“帝尧子”改为“帝尧子丹朱”，好象尧就丹朱这么一个儿子。说到帝尧之子就应该是丹朱，岂不谬哉！
〔52〕宋·罗泌《路史》卷二十《后纪紀》十一：“墨子曰：‘古者圣人制为葬埋之法，曰桐棺三寸，足以朽体，衣衾三领，足以覆恶，尧北教八狄，道死卭卭之山，衣衾三领，满抗（坑）无封。已葬，牛马乘之。舜西教八戎，道死南纪之市，既葬，市人乘之。禹东教于越，葬会稽之山，桐棺三寸，皆下不及泉，上不通臭。三王岂财用不足哉？为葬埋之法也。'云死卭山，妄矣。墨意盖谓尧、舜皆以勤民死，不于家尔。刘向云葬济阴丘陇山，《续征记》：‘小成阳南九里。'《通典》：‘曹州界有堯家（冢），尧所居。'王充以为尧葬冀州。或云葬崇山，妄之甚。”《吕氏春秋》卷十《安死篇》：“尧葬于穀林，通树之。”注曰：“通林以为树也。传曰‘尧葬成阳'，此云穀林，成阳山下有穀林。”清·沈炳巽《水经注集释订讹》卷二十四：“《帝王世纪》曰‘尧葬济阴成阳西北四十里，是为穀林。《墨子》以为尧堂髙三尺，土阶三等，北教八狄，道死，葬蛩山之阴。《山海经》曰：‘尧葬狄山之阳，一名崇山。'二说各殊，以为成阳近是尧冢也。”
〔53〕《明一统志》文中之“浙川”为“淅川”之误。《钦定大清一统志》卷一百六十五载南阳府，邓州，淅川县，又《河南通志》巻三：“淅川县，周春秋楚子迁许于析，即此。”
〔54〕清·朱鹤龄《尚书埤传》卷三：“范汪《荆州记》云：‘丹水县在丹川，尧子朱之所封也。'《括地志》云：‘丹朱故城在邓州内乡县西南百三十里。'”按：《荆州记》和《括地志》皆佚，前人多有引用，并作“盛弘之《荆州记》”，王夫之和阎若璩并引作“范汪《荆州记》”，而清·宫梦仁《读书纪数略》卷十一又引“庾仲雍《荆州记》”，元·刘履《风雅翼》巻四亦引李善注《文选》引“庾仲雍《荆州记》云”，然则《荆州记》有三矣。
〔55〕这三处以丹川命名的地方为：一为唐代邓州淅川县。其沿革大体如下：宋·欧阳忞《舆地广记》卷八京西南路之内乡县：“本楚之白羽邑，春秋昭十八年，许迁于白羽，后改为析。汉属弘农郡，后汉属南海郡，晋属顺阳郡，后曰西淅，置淅阳郡，后周改县曰中乡，省淅川入焉。隋改中乡曰内乡，属淅阳郡，唐属邓州……丹水镇，汉丹水县也。属弘农郡，后汉属南阳郡，晋属顺阳郡，后置丹川郡，后周郡废，隋属淅阳郡，其后废焉……淅川县本后汉南乡县，魏置南乡郡，晋改为顺阳郡，后魏复为南乡郡，又分置淅川县，后周省之。隋开皇初，郡废。大业初，置淅阳郡，其后淅阳及南乡县皆废焉。五代时，复置淅川县，属邓州。”二为山西晋城。清·胡渭《禹贡锥指》卷十一上：“《括地志》：太行山在河内县北二十五里，南属怀州，北属泽州。《隋志》：丹川县有太行山。《元和志》云：在晋城县南四十里。《通典》云：泽州晋城县，汉曰高都，隋曰丹川。有天井关，在南太行山上。”《隋书》卷三十《地理中》“丹川”下注曰：“旧曰高都，后齐置长平、高都二郡，后周併为高平郡，开皇初，郡廢，十八年，改为丹川。大业初，置长平郡，有太行山。”《旧唐书》卷三十九《地理二》：“泽州，隋长平郡，武德元年改为盖州，领高平、丹川、陵川，又置盖城四县，又于濩泽县置泽州，领濩泽、沁水、端氏三县。三年，于今理（治）置晋城县。六年，废建州，自高平移盖州治之。八年，移泽州，治端氏。九年，省丹川、盖城。贞观元年，废。”（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十九同）又《太平寰宇记》卷四十四：“贞观三年改置晋城，以三国分晋地，后封晋君于此，故曰晋城。”三为夷州之丹川，于唐属江南西道。《旧唐书》卷四十《地理三》：“夷州，隋明阳郡之绥阳县。武德四年，置夷州于思州宁夷县。领夜郎、神泉、丰乐、绥养、鸡翁、伏远、明阳、高富、宁夷、思义、丹川、宣慈、慈岳等十三县。”
〔56〕《元和郡县志》卷二十六江南道唐山县，属杭州。又《舆地广记》卷二十二：“昌化县本於潜县地，唐垂拱二年，析置紫溪县。万岁通天元年曰武隆县，皆属杭州。神龙元年，更武隆为唐山县。”
〔57〕明·陈第《毛诗古音考》卷一：“渊，音因。”其所举《诗》、《楚辞》中任、民、人、春等字，后皆列入真韵。今河北承德避暑山庄中《文津阁碑记》（乾隆御撰）在讲到“文渊阁”与“文源阁”性质的一致时，他说：“渊者，源也。”他把两字的音与义都等同起来。亦是一证。《山西通志》卷三十一《水利》部分介休县引《旧志》：“鸑鷟泉，土人名河为源……”蹊按：河可称为源，则可证丹河、丹水、丹源、丹渊，其实为一个地方。
附记：本文写完后，偶翻2004年9月14日《山西青年报》第五版，载一短文，题《襄汾发现4100年前观象台》文如下：“去年，考古专家和天文学家在襄汾县陶寺乡东坡沟尧都城内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观象台。观象台为圆形台，今年五月已挖出古观象台东半圆。后挖掘工作暂告一段落。9月4日古观象台第二次挖掘又全面展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陶寺文化考古工作队队长说，经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4位考古专家和部分天文学家初步推断，这座观象台形成于公元前2100年（原始社会末期），比目前世界上公认的英国的巨石阵观测台（公元前1680年）要早近500年，是迄今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观象台。”（记者李典平摄影报道）其中的“陶寺乡尧都城”，这一地名十分令人注目。这里既有观象台，则肯定是国都之所在，也就是帝尧当年建都之地。从帝尧建立都城的时间上推算，也比较合理。《山西通志》巻六载，平阳府襄陵县南界有陶寺村，则陶寺乡旧属襄陵县。那么，这个陶寺村的尧都城离临汾县治也就是七、八十里的样子。帝尧组成强大的部落联盟，最初准确的建都地当在这里。同时也可以为《尚书·尧典》中关于历法的记载，是完全可能的。这个观象台所透露的文化信息的核心，就是人类作为主体在遥远的四千多年前就已经运用实地有效的方式或手段追求与天地和谐一致了。
主要参考文献
中华书局校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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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书局影印《十三经注疏》本：
《尚书正义》
《毛诗正义》
《周礼注疏》
《礼记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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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书局影印本：
《全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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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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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别史》济南，齐鲁书社，2000年5月校点本
《国语》（鲍思陶点校）
晋·皇甫谧《帝王世纪》（陆吉点校）
